• 首页 >> 网站公告 >> 正文

“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一、 概说

    传承历史,展望未来。值兰州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为拓宽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增加知识储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传承与发展——百年敦煌学)”于2009年8月2至4日在兰州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教育部学生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兰州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会议的主旨在于为博士生提供高起点、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优秀知识成果的交流。
    8月3日上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本次论坛邀请的与会专家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台湾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北京大学马世长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研究员,日本神户大学百桥明穗教授,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教授,韩国敦煌学会会长、韩国首尔同德女子大学徐勇教授等近三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到会博士生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有台湾地区的清华大学、嘉义大学、中正大学、成功大学等,大陆地区的有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宁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本次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120余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考古、艺术、信仰等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经本次论坛学术指导委员会严格评审,共筛选出入选论文60余篇,其中,中央民族大学任小波等5位博士研究生荣获一等奖,奖励人民币1000元,台湾成功大学简佩琦等10名博士研究生荣获二等奖,奖励人民币500元。另外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神户大学的我校留学生山本孝子、田林启博士荣获特别奖。甘晖、潘保田等到会领导嘉宾为17位获奖同学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
    8月4日,学术研讨会分四场进行,29位博士研究生先后作了论文发言。

二、 论坛议程

博士生学术论坛(第一场)
时间:8:00—9:45
点评主持人:陈楠教授、王国良教授
发言人及论文题目如下:
1、任小波:《岱噶玉园会盟愿文》中的纪事性语段译释——敦煌P.T.16 + I.O.751(1)号文书与相关藏文材料的比较研究
2、张延清:吐蕃钵阐布考
3、陈于柱:占卜•佛道•族群——敦煌写本禄命书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研究
4、蔡长廷:试论曹魏九品官人法之施行─以刘劭《都官考课》与夏侯玄《时事议》为例
5、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纽折军装文书研究
6、僧海霞:唐宋时期中药诃梨勒医方浅析——基于敦煌遗书医药文献考察
7、佟建荣:几位西夏后妃的族属来源考论
8、赵晓芳:唐西州官吏编年补证—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博士生学术论坛(第二场)
时间:10: 00 —11:55
点评主持人:郑阿财教授、赵和平教授
发言人及论文题目如下:
1、萧文真:由《金刚经讲经文》至《销释金刚科仪》——谈《金刚经》信仰世俗化之转变
2、朱瑶:敦煌本《启颜录》成书考——兼论其它版本
3、金少华:日本永青文库藏《文选注》笺证一则
4、简佩琦:敦煌壁画的文本转变——以《报恩经变》为探讨
5、李映瑾:日本汉文典籍中所见的佛教
6、廖秀芬:变文、宝卷中“悉达太子故事”之叙事
7、马燕云:敦煌文献《八波罗夷》初探
8、赵青山:俗众佛教信仰的法则——以写经供养为考察中心
9、吴炯炯:《唐故集州刺史韦公(孝謇)墓志铭》补正
博士生学术论坛(第三场)
时间:13:30-15:05
点评主持人:马世长教授、百桥明穗教授
发言人及论文题目如下:
1、于硕、戚明:东大寺西游记壁画的初步分析
2、田林启:试论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第285窟窟顶壁画的制作过程
3、释慧谨:莫高窟196窟前室北壁题记《毘尼心》考释
4、吴荭:南朝佛教造像对北周长安单体造像的影响
5、魏文斌:麦积山舍利塔清理的新发现
6、夏春峰:《西游记》图像在甘肃河西地区流布研究——从佛理角度论取经人物
7、张善庆: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降魔地神图像
博士生学术论坛(第四场)
时间:15:15-16:25
点评主持人:郝春文教授、肥田路美教授
发言人及论文题目如下:
1、白雪:敦煌本宋绍读经题记及相关问题考释
2、山本孝子:日本敦煌书仪研究回顾与展望
3、吴建伟:百年敦煌斋文研究回顾
4、王睿颖:郑振铎变文研究对于后世的影响
5、刘全波:近百年敦煌类书研究回顾
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言结束之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宣布本次论坛圆满闭幕。

三、博士生学术论文综述

    本次论坛主题为:一、百年敦煌学回顾与总结;二、敦煌学发展前景与方向;三、敦煌学研究最新成果。从入选的60余篇论文来看,可大致划入文献、考古与艺术、学术史三大专题范围。
    众所周知,敦煌文书和石窟壁画的绝大多数与佛教有关,佛教研究在敦煌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份量。但如若将纷繁复杂、数量众多的敦煌写卷视为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从不同视角深入考察,确又是对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多层面表述。
隋唐时期,敦煌地区信众写经活动极为频繁,以至成为一种民俗民风,信众在难月、出征、亲人过世、得病等情况下,往往要书写佛经以求福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赵青山博士《敦煌俗众佛教信仰的法则——以写经供养为考察中心》以敦煌写经材料为中心,初步探讨了敦煌地区俗众写经经久不衰的原因,写经市场的出现及选写佛经的依据等内容。通过细致的考察分析,作者认为敦煌俗众写经供养是供养人在世俗利益尺度下作出的宗教信仰行为,书写佛经只是信徒获取福报的一种手段,换言之,获取福德是信徒积极书写佛经真正动力源泉。在功德与福报的交换过程中,信徒欣然接受交换关系的延长,并试图优化福报实现的可能性,如刺血写经、挑选重要佛典等,这些行为无一不是在为提高福报实现的机率而努力。随着信众增多,以获利为目的写经行和职业写经生开始出现,信徒不再亲自书写,只需到市场上挑选即可,佛经在信徒中的真实角色是:商品——暂时所有物——福报交换物。佛经由顶礼膜拜的“圣物”转换为获取世俗需求的“等价物”,俗众供养的形式已经彻底地世俗化了。兰州大学党燕妮博士《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观世音信仰》通过对敦煌文书和敦煌艺术资料的考察,进而认为敦煌民众的观音信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称念观音圣号,受持神咒。②写经弘通经典。③礼拜供养。④造像供养。兰州大学许栋博士在对敦煌文书中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关的文献及图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资料多出现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其《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考论》一文对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庶民化、政治化、民族化的特点做了分析。
    敦煌抄经和修窟活动与敦煌地方大族有着重要的关系,以此为视角研究敦煌大族,无疑将会深化我们对敦煌大族的认识。令狐氏作为敦煌大族的典型代表,活跃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且兼通儒释,兰州大学孔令梅博士《十六国北朝敦煌令狐氏与佛教》探讨了十六国北朝敦煌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分析了令狐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内的佛教文化特色。研究家族史的学术论文还有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佟建荣博士《几位西夏后妃的族属来源考论》一文,文章利用世俗文献与宗教文献、汉文与西夏文文献等多种资料,对几位西夏后妃的族属来源作了重新考证,认为梁姓源于银夏故地的强宗大族,至西夏时期已党项化,成为西夏党项大姓。索姓、都啰姓出自河西,曹姓则源于河西粟特,而非默认的汉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西夏后妃来源经历了多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西夏政治活动方向及政权支撑力量的变化相符合。
     兰州大学赵晓芳博士《唐西州官吏编年补正——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在李方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相关材料,进一步充实了西州官吏队伍的人数,全文计补充、纠正西州官吏十五位(身兼多职者按一人计算),其中包括长官两位、上佐两位、勾官四位、户曹参军两位、仓曹参军两位、兵曹参军两位、功曹参军两位、法曹参军一位、参军事一位。有关西州长官“□汲”的材料虽仅一则,却弥足珍贵,可增补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卷四五西州条。文章通过对西州勾官体系的梳理,发现新补的两位勾官(珎、彦宾)均为他官兼摄,从而进一步印证了李方先生关于“录事参军是西州各种兼官中最多的一职”之论断的正确性。西州地处偏远,官吏缺员严重,长行坊坊官亦多由他官摄判。作者推测,高昌县官吏得以兼理长行坊事务的主要原因即二者同城办公的事实。以敦煌文献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还有西北师范大学邰朋飞博士《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乡里建置述论》,分别对张氏、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乡里建置做了探析,并对其中关于退浑乡、通颊乡设置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述,重新梳理和考释了这一历史时期敦煌的乡里演变和发展。河北师范大学陈瑞青博士《黑水城所出南宋初年纽折军装文书研究》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一组南宋初年的纽折军装文书进行了考释,指出这组文书为研究宋代军装问题提供了实物样本,为研究宋代军装发放的纽折制度、南宋初年西北地区物资供应状况以及宋代军装的登记形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文书中涉及的“木绵”,为研究陕西植棉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同时也表明南宋初年,棉花已在基层军队冬装中普遍应用的事实。
    就本次论坛入选的文章来看,大陆学生更偏重于借助文献资料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台湾学生所提交的文章则明显地表现为对文献材料本身的剖析和研究。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萧文真《由〈金刚经将经文〉至〈销释金刚科仪〉——谈〈金刚经〉信仰世俗化之转变》认为唐五代《金刚经》信仰世俗化的现象已经形成,敦煌讲经文的出现,石窟图像的建造,以及以读诵抄写《金刚经》作为消灾解厄的方式可以看出。《金刚经》的宣讲系统,由讲经文、《科仪》、《宝卷》至《宝忏》,发展到了明清的《大乘金刚宝卷》、《金刚宝忏》,几乎已经没有义理阐释的功能,完全呈现信仰世俗化的现象。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简佩琪《敦煌壁画的文本转变——以〈报恩经变〉为探讨》通过敦煌报恩经变(图绘系统)与经文《大方便佛报恩经》、变文《双恩记》(文字系统)的对照考察,确定了报恩经变的文本来源。首先就报恩经变的图像与榜题作分析,表征出图绘系统的特色;其次与《大方便佛报恩经》对照,探究图像与文字的情节结构问题;再就〈双恩记〉的结构、用字等问题对照探讨。最后,借由报恩经变所确立的文本来源,进一步探究敦煌经变画的文本转变现象,以及转变的时间点、型态与原因。作者认为敦煌经变画的文本,至迟在盛唐,便面临因为佛教宣传方式改变而产生的新文体——“变文”的选择性。在曹氏归义军“画行”、“画院”之前,图绘系统与文字系统关系仍密切,变文应为敦煌经变绘画表现的文本新宠。目前学界关于悉达太子故事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在释迦牟尼佛传记的神话意味、佛陀生平的研究、故事主题溯源研究等。有关悉达太子故事在通俗作品中的衍变探讨,较为少见。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候选人廖秀芬《变文、宝卷中“悉达太子故事”之叙事》以变文、宝卷中悉达太子故事的情节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唐五代变文有关悉达太子故事的讲唱作品中,将以情节较为完备的《太子成道经》为主要文本,再辅以其它相关变文;明清宝卷则以清代刊本《雪山宝卷》作为主要分析文本,分为“悉达太子的前世因”、“悉达太子的今世果”、“悉达太子出家修道”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借以了解悉达太子故事,在不同的时空、文化、社会背景下,故事情节的增删、演变情形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中正大学李映瑾《日本汉文典籍中所见的佛教愿文》认为愿文随着中国佛教而传入日本,奈良与平安朝时期的愿文,由于接受族群与使用阶层限于皇室贵族,因此日本愿文的文字姿态有别于敦煌愿文浓厚的民间色彩,具有华丽典雅的骈文风格,愿文走向了文学化的道路。平安朝末期,以表白文为代表的唱导活动受到重视,表白文与愿文相同,“愿文”与“表白”秉持其宗教意义与文学艺术,逐渐成为受到重视的汉文文类。
    入选的一些大陆博士生论文也表现出较强的文献学功底。中央民族大学任小波博士《〈岱噶玉园会盟愿文〉中的纪事性语段译释——敦煌P.T.16 + I.O.751(1)号文书与相关藏文材料的比较研究》在吸纳和反思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规避以往的研究定势和单向线索,首先对这组愿文中的纪事性语段进行重新界定和译释,进而将《唐蕃会盟碑》(gTsug lag khang mdun gyi rdo rings,823年立石)等吐蕃碑铭和《贤者喜宴》(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1564年成书)等藏文史籍所见的比较材料纳入研究视野,尤其着意于如下两个问题:(1)文本方面,探讨作为政治文诰的吐蕃盟辞与佛教色彩浓烈的藏文愿文之间的联结关系和融合尺度;(2)内容方面,探讨确凿发生过的历史过程与愿文中并不体系化的纪事之间的微妙对应和歧异所在。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组愿文尽管集中撰写、发布于823年以后,但无论在文本还是内容上均折射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其相关纪事不仅存在时间游移性,而且颇受吐蕃政治文化观念的支配,因此卷内所记某些史事若能落实固然甚佳,若无定谳也不必刻意凿求。作者立论的关键是如何解释南诏在吐蕃对外会盟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并期望对颇为流行的吐蕃、唐、回鹘“三国会盟说”提出修正。
    在敦煌佛教文献中,共有12件《八婆罗夷》抄本,但在传世佛教文献中却不见记载。因此,这些抄本就显得十分珍贵。西北师范大学马燕云博士《敦煌文献〈八婆罗夷〉》对敦煌所存12件《八婆罗夷》文书进行了介绍和校录,并对其流行的年代和流行背景做了初步探讨。《八波罗夷》是唐五代宋初流行于敦煌地区的一种适用于尼僧的戒律,在12件《八波罗夷》文书中,目前可以判定年代的是北7119号文书,它的流行年代在吐蕃赞普乞里提足统治敦煌期间,即公元815—838年之间。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繁荣发展,僧尼数量猛增,同时尼僧犯戒的情况也屡有发生,为了适应这一特殊情况,《八波罗夷》的地位和作用被加以强调。
四川大学朱瑶博士《敦煌本〈启颜录〉成书考——兼论其他版本》在考察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启颜录》的成书过程,考订了作者、版本关系,并考证了敦煌本及新旧《唐书》所载十卷本的成书时间。作者认为侯白并非《启颜录》的独创者或首创者,该书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旧闻旧事、民间传说的集合,经历了长期民间集体创作过程,后由某一文人搜集到一起,整理润色,写为定本。作者对《太平广记》、《类说》所引《启颜录》均源于唐本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推测后世诸辑本可能源于托名侯白的十卷本及民间的其它传本,而非源于敦煌本,敦煌本《启颜录》应结集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左右。
    石窟壁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对宗教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形象地表现,结合石窟考古展开对石窟壁画艺术文化的解读具有重要的意义。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魏文斌博士《麦积山石窟交脚与半跏思惟菩萨对称构图的研究》对麦积山石窟北朝前期存在的交脚与半跏思惟菩萨组合的20个洞窟,做了详细具体的描述,并得出以下结论:一、麦积山石窟半跏思惟与交脚菩萨的对称组合流行于5世纪中期至6世纪初期。二、麦积山石窟像74、78窟等正壁左右上方的小龛对称布局的形式其原型可能是犍陀罗的雕刻,可能受到了犍陀罗图像的影响。三、麦积山这种对称组合的形式与云冈石窟大量存在的交脚菩萨胁侍二半跏思惟菩萨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其表现的情形说明两处石窟的半跏思惟菩萨的身份不同,地位不相等。麦积山石窟是完全对等的,没有主从关系。而云冈石窟则是一个是主,另一个是附,是有主从关系的。四、从麦积山石窟交脚菩萨与半跏思惟菩萨对称出现的情况分析,是与主尊造像相配合的,而且很多是与释迦多宝并坐相组合的,因此,依据北凉石塔等其它的辅助材料可以证明,麦积山的这种组合都是弥勒,是弥勒菩萨的不同表现形式,表明北朝时期确实存在半跏思惟形的弥勒菩萨形象。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兰州大学留学生田林启《试论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第285窟窟顶壁画的制作过程》通过与墓葬中美术比较,考察了莫高窟第249窟和第285的窟顶壁画的绘制,作者认为北魏520年左右开始的中原地区的流行的文化传到敦煌,所以敦煌的工匠绘制了莫高窟249、285窟的窟顶壁画,但是洛阳地区图像的其他的不太普遍的特征或其他地区图像的特征也传到了敦煌,285窟的制作时期比249窟晚,工匠积极接受了新传来的图像的样式,对新式墓葬中美术的理解比249窟高。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于硕博士《东大寺西游记壁画的初步分析》重点讨论了天祝县东大寺内保存较为完整的两壁清代绘西游记壁画,并从明清刻本插图出发,找到其内容来源为明代苏州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版刻插图。后列举河西地区其他寺窟西游记图像,对西游记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做了简要梳理和说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张善庆博士《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降魔变地神图像》以地神图像为线索,分别从佛教经典、图像以及区域文化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考量,认为降魔变的这一发展乃是受于阗粉本的影响所致。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释慧谨《莫高窟196窟前室北壁题记〈毘尼心〉考释》考订莫高窟196窟前室北壁题记《毘尼心》,并将196窟前室题记与敦煌写卷《毘尼心》内容比对,诠释本窟两方题记内容,推测第三方题记内容,确认本窟前室北壁两方题记为敦煌写卷《毘尼心》之节抄,但是题记内容有少许属误抄。第一方题记是律藏结集、付法传承与分成五部的记录。第二方是《四分律》翻译东传到中国的体现。至于第三方题记,作者推测为《毘尼心•学戒法第一》的结语段落。
    百年敦煌学回顾与展望是本次论坛的重要主题之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刘全波博士《近百年敦煌类书研究回顾》对近百年敦煌类书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回顾。敦煌类书介于六朝至宋初之间,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敦煌出土文书主要为佛教文献,而斋文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保存了丰富的中世纪、尤其是唐末五代宋初宗教信众活动方面的资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中古时期社会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的第一手材料,它还涉及文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体学以及石窟建筑、艺术学等众多领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吴建伟博士《百年敦煌斋文研究回顾》对此作了细致的爬梳。

四、总结

 
    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为广大博士研究生提供一个层次较高的学术交流平台,进而拓宽学术视野,激发研究热情。本次学术论坛的举行,极大地便利了我校博士研究生与外校博士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提升了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促进了国内高校博士生间的优秀学术成果的交流。本次论坛严格选用的60余篇论文,可以说是国内众多高校博士生敦煌学研究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29位博士生的论文发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目前的研究成果和今后的研究思路。与会专家们对发言博士生论文的点评精辟深入,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成为在场博士生学习的一次难得机遇。会后,博士生代表赴敦煌考察。


                                                                                                                                                                                                 (张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