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百年，百年来敦煌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出版了很多著作、论文。在2000年来临之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被列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今将敦煌学研究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在2000年上半年成果作一简报。同时发挥兰州大学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辐射作用，我们将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敦煌学成果也一并做报道。

　　在综合研究方面，齐陈骏的《廿年回顾与展望》（《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一文回顾了《敦煌学辑刊》二十年来的创业历程，《敦煌学辑刊》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的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是国内敦煌学界最早创办的一家刊物，对敦煌学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性重用，并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信息交流中心。胡同庆的《〈鸣沙集〉评介》（《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对荣新江的新著《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一书进行评价介绍，对该书所收的29篇论文逐一评论，该书的出版与相关的评论，对敦煌学界的学风与学术研究方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余欣的《人文视野中的敦煌学》（《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站在世纪之交对"敦煌学"是否为一独立学科、学科性质等提出了疑问，进而认为敦煌学应该走开放之路和跨学科的研究。

　　在敦煌学百年之际，藏经洞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敦煌研究》刊发了一组关于藏经洞的论文，荣新江的《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年2期）一文针对过分抬高王圆箓的现象，对王圆箓其人进行了重新评判，认为无论在敦煌藏经洞宝藏的发现和流传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都将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刘永增的《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物之流失》（《敦煌研究》2000年2期）叙述了藏经洞发现前后的国人与外国探险家对敦煌莫高窟的考察活动与认识研究，并对敦煌莫高窟塑像、壁画等文物的流失进行详细的调查，积累了资料。刘进宝的《20世纪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研究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2期）一文对百年来关于藏经洞封闭时间与原因的各种说法进行了总结回顾，并指出，由于没有确凿的文献证实，藏经洞封闭之谜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同期发表的钱伯泉的《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合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敦煌研究》2000年2期）对藏经洞封闭原因及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指出喀喇汗王朝与宋朝的关系，以及联兵进攻西夏造成藏经洞的封闭，定时间为1093年。

　　《敦煌学辑刊》还发表了二篇纪念国内外著名敦煌学者的专文，陆庆夫的《常书鸿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介绍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始人常书鸿先生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了他扎根敦煌、研究敦煌艺术的伟大业绩。王冀青的《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亻去卢文文书》（《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利用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发现的档案资料，对英国著名敦煌学家拉普生及其弟子布娄整理考释斯坦因所获的亻去卢文文书的学术活动进行了介绍，肯定了拉普生和他的法国合作者塞纳、波耶尔、布娄等人的功绩。刘进宝则发表了《华尔纳及其敦煌考察团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1期），对美国探险家华尔纳来华在敦煌莫高窟、黑城与甘肃泾川等地盗掠壁画、彩塑等文物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抨击，同时对哈佛燕京学社的创立也作了考证。

　　在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上，杜斗城的《陇山左右的北魏石窟及其向西的影响》（《中国佛学》台北2000年3卷1期）对甘肃东部地区陇山附近的一些北魏时期的石窟寺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文献的记载，佛教势力的发展，揭明了北魏陇东佛教石窟艺术对河西石窟产生深刻的影响。他还发表了《西秦佛教述论》（《中华佛学学报》台北2000年13期卷上）一文，运用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办法，对十六国时期由乞伏氏建立的西秦政权的佛教作了较为详细的概述，对圣坚的译经、炳灵寺石窟的创建与西秦的禅学等问题逐一阐述，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一篇探讨西秦佛教的论文。樊锦诗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敦煌研究》2000年2期）一文全面回顾了敦煌石窟走过的百年研究历程，分解放前、解放后至1976年、80年代以后等三个时期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并指明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研究特征，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调查、登录与公布石窟资料，第二阶段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第三阶段迎来了敦煌石窟研究的繁荣期，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的石窟研究者在石窟调查、遗址清理发掘、石窟断代与分期、石窟内容与历史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沙武田的《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对莫高窟第130窟窟前遗址的建筑年代进行考证，认为是宋代曹氏归义军末期曹宗寿主持兴建的大窟，该文进而对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曹氏归义军晚期的说法又添一证据。他的另外一篇文章《莫高窟"三清宫"漫议》（《敦煌研究》2000年2期）对与王道士相关的下寺三清宫及上、中寺进行了考证。[日]山崎淑子《初唐敦煌莫高窟大幅净土变之建筑图--试论贞观时期和武则天时期莫高窟的某些特点》（《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1期）。魏德胜的《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1期）。江玉祥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民俗研究》2000年1期）。张铁男的《尼雅佛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西域研究》2000年1期）。灵均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研究会综述》（《西域研究》2000年2期）。

　　在石窟保护上，樊锦诗的《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锚索新技术在榆林窟岩体加固工程上的应用》（《敦煌研究》2000年1期）对敦煌莫高窟的保存现状、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进行了介绍，同时她还针对文物保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专就榆林窟的岩体病害问题，探讨了锚索技术在石窟岩体加固工程上的作用。李最雄发表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现状和面临的任务》（《敦煌研究》2000年1期）为代表的几篇论文，详细介绍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七大现状与今后工作七大任务，对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他同时还就PS新材料对保护土遗址、色谱法对壁画胶结材料、壁画颜料及榆林窟的岩土加固工程等问题提出积极的防治对策。

　　在敦煌文献研究上，杨富学发表《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2期）一文，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并将之与正统佛典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煌佛教文献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的巨大贡献。他还翻译了两篇德国著名回鹘文专家茨默的文章，《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2期）一文指出，本世纪初德国向中国新疆地区派遣了四次探险考察队，获得大量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其他各国也有不少回鹘文文献入藏，其中宗教文献部分包括佛教、摩尼教、景教等，该文对1970年以来以德国、日本为主的回鹘文宗教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回顾。他的另外一篇与人合译的《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介绍了13幅回鹘文佛本生故事的板刻画。在敦煌佛教文献《历代法宝记》的研究上，徐文明的《智诜与净众禅系》（《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对杜斗城的《〈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宗》一文的观点进行重新评论。张子开的《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先介绍了日本、韩国及西方学者对《历代法宝记》的研究状况，其次介绍了国内学者关于《历代法宝记》的研究成果。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2期）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新发现的多种少数民族文献及其发现经过、数量、收藏单位等作了叙述，这为敦煌文献除藏经洞以外的文献来源提供了新的依据，意义极为重大，而且北区文献包括了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婆罗迷文等，尤其是回鹘文木活字的出现，说明敦煌文献可能是北区印刷的。李丽的《敦煌本〈往五台山行记〉中的"王侍中"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对P4648号行记文书中出现的王侍中考订出为五代时任潞州节度使的王建立，从而断定其写作年代为五代唐晋之际。郝春文发表《英伦研读敦煌文献原件札记--研读原件对全面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意义》（《敦煌研究》2000年2期）一文，通过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英藏敦煌文献的体会，指出研读原件对于准确全面地释录敦煌文书和认识文书与卷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期）则对《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再次作了拾遗补缺，使社邑文书的收集释证更臻完美。荣新江的《〈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对郝春文新出的《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作了评价与介绍，认为是这一本运用敦煌文书材料研究中古敦煌僧尼生活实况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敦煌学著作。他的另一篇论文《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Дx.3558）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3期）对被新出的《俄藏敦煌文献》收录而误题为《道教经典》的Дx.3558文书进行考证纠错，定其为《永徽令》之《台省职员令》与《祠令》，并对该唐令进行了推补，考证了年代、篇目排序等问题，为复原唐令作出了贡献。朱雷的《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唐沙、伊州文书中"地水"、"田水"名义考》（《魏晋隋唐史资料》2000年17辑）对敦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地水"一词进行释义，认为地水亦作田水，但在P3964号文书中的地水却是狭义上的含义，专指灌溉用水。唐刚卯的《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关于唐代家具的一点思考》（《魏晋隋唐史资料》2000年17辑）对P3161号文书中出现的古代家具及"家具"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考证。刘进宝的《试释敦煌文献中的"指扌为"》（《魏晋隋唐史资料》2000年17辑）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指扌为"一词作了考证，区分了做动词与名词使用时指扌为的不同含义，认为名词含义上的指扌为即官名指挥使，他同时还对"指扌为户"进行了一定的探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译者前言》（《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期）介绍了俄国著名敦煌学者孟列夫的《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一书，将其译成汉文，便利了国内学者的利用。施安昌发表的《故宫藏敦煌己巳年樊定延酒破历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3期）对一份藏于故宫的酒破历文书进行了研究。杨际平的《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2期）对敦煌所出的一些放妻书文书进行研究，是研究中古敦煌妇女生活与社会地位的成果。刘戈的《回鹘文契约文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民族研究》2000年2期）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西域所出的回鹘文契约文书的整体研究状况，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弱项。陈明的《一件新发现的亻去卢文药方考释》（《西域研究》2000年1期）对新出的一件亻去卢文药方文书作了考释。侯灿的《楼兰出土汉文简纸文书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0年2期）一文对楼兰地区出土的文书简牍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汤建平等学者在《中州学刊》上发表了五篇关于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笔谈文章（《中州学刊》2000年1期），其中提到了敦煌出土文献与唐代文献研究的关系。

　　在敦煌吐鲁番史地研究上，冯培红发表了《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一文，对归义军节度使向中原王朝求赐旌节与藩镇旌节制度作了初步的研究，并对节院与节院使等机构官名进行了考证。李并成的《敦煌酒文化摭珍》（《丝绸之路》2000年1期）漫谈了敦煌的饮酒之风、酒的种类、饮酒用具等酒文化。桑兵、林悟殊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2期上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中介绍了齐陈骏、冯培红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参加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河陇文化与隋唐制度的渊源》，认为这篇论文是继续沿用陈寅恪传统研究方法而进行研究的文章。钱伯泉《甘州回鹘的兴衰及西迁》（《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1期）利用敦煌文书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甘州回鹘的兴起、强盛与灭亡，以及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可汗汗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王艳明的《从出土文书看中古时期吐鲁番的葡萄种植业》（《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运用吐鲁番文书对中古吐鲁番地区的葡萄种植规模、属性、葡萄园的土地关系、经营管理、税役和加工销售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和探索。魏迎春的《古代高昌地区畜牧业状况管窥》（《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则对吐鲁番畜牧业进行了探讨。陈国灿的《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魏晋隋唐史资料》2000年17辑）一文运用吐鲁番蒲昌府军府文书对蒲昌府辖区内的道路、馆驿、马坊、烽燧、镇戍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研究唐代西州军事地理贡献很大。刘安志的《唐代西州的突厥人》（《魏晋隋唐史资料》2000年17辑）则对唐代西州地区活动的突厥人作了考证，弄清楚了这批突厥人的来历以及他们的西州活动的情况，反映了唐朝与西州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郝玉玲的《古代吐鲁番地区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西域研究》2000年1期）对吐鲁番地区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时代诸中原王朝之间所开展的朝贡贸易进行了探讨，罗列了许多朝贡贡品，探讨了双方的关系。白须静真的《吐鲁番的古代社会--新兴平民阶层的崛起与望族的没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3期）则利用吐鲁番文书的记载，对中古时期平民阶层的崛起与世家大族的没落交替过程进行细密的考证，为中古吐鲁番世族、平民结构的变化作了有益的探讨。田卫疆的《"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年3期）中涉及到归义军时代收复西州、创建高昌回鹘政权而后来又与归义军争夺伊州的仆固俊势力。他的另外一篇论文《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年2期）也对高昌回鹘政权进行系统的研究。华涛的《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1期）是研究高昌回鹘与辽朝的交往关系，肯定了史籍中记载?quot;阿萨兰回鹘"指的是高昌回鹘而不是甘州回鹘。霍巍的《王玄策和蕃尼古道》（《中国西藏》2000年2期）介绍开通中国与印度友好交往的杰出外交家王玄策，并重点对蕃尼古道的线路作了考证。陆离的《论诸凉入魏人士对北魏的政治、军事贡献》（《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介绍了北魏灭北凉以后入魏河陇士人如李宝、李冲、唐和、源贺等人的政治军事功绩。

　　在敦煌文学研究上，刘瑞明发表了《〈王昭君变文〉再校议》（《敦煌学辑刊》2000年1期）对现校的《王昭君变文》中存在的20多处误校错注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订正，进一步完善了敦煌变文的校注工作。杜琪的《敦煌诗赋作品要目分类题注》（《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1期）对敦煌文献中大量的诗赋作品作了分类编目和题注。高平《〈敦煌文学丛书〉总序》（《丝绸之路》2000年1期）是为《敦煌文学丛书》所写的序文，该丛书基本上是今人所写的敦煌文艺作品，但在这篇序文中也谈到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丰富的古代文学作品。
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方面，陈宗振的《〈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序》是为邓浩与杨富学合作新出的《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一书写的序言，该文简单回顾了国内外西域敦煌所出回鹘文语言研究的历史，高度评价了这部专著，认为该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和联想具有开拓性，是一部颇具功力的语言学力作。该书的出版，对语言学、维吾尔学、突厥学、敦煌学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杨富学与程晓钟合作的另一新著《庄浪石窟》则对甘肃东部庄浪县的16处石窟，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了深入的考古研究。樊锦诗为该书写的《〈庄浪石窟〉序》发表于去年年底出版的《敦煌学辑刊》第36期上，对《庄浪石窟》一书所运用的新的研究方法作了高度评价，并认为该书的出版，将会推动对陇东石窟的研究。在今年上半年出版的《甘肃民族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等杂志中对杨富学出版的这两部专著均有专门的介绍与评价。

　　最后还须介绍于1999年底推出的大型《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一书，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了该大型丛书的多卷主编工作，如郑炳林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齐陈骏、李并成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陈国灿、陆庆夫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历史卷》，杜斗城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樊锦诗、刘玉权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考古卷》，李最雄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石窟保护卷》，杨富学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马德主编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科技卷》等，这套为纪念敦煌研究百年的文库丛书，收集了自藏经洞发现以来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各类研究论文，分为13个专题，35万册，共3000万字。凡解放以前的论文悉数收入，1980年以前的大陆论文尽量收入，港台论文择要收录，1980年以后的论文选择有代表性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