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基地工作简报2007年第4期（总第32期）
2009年12月30日 01:14 点击： 次 作者： 来源：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百年敦煌学史研究”获准立项
2007年11月30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达了教社科司函[2007]188号文件《关于批准下达200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通知》，以敦煌学基地长江学者讲席教授宁强先生和郑炳林教授共同牵头，宁强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百年敦煌学史研究”课题得以中标立项，资助经费40万元。
自从上个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至今已走过一个世纪有余。敦煌学是一门满含辛酸的中国学术伤心史，也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对百年来中外敦煌学的学术历程进行总结，在21世纪的今天显得尤有必要。特别是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已陆续得到公布出版，全面深入研究敦煌学与认识藏经洞的性质成为了可能。敦煌学的多学科性质，也将在新的世纪里通过学术总结与学科交叉来得以贯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作为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国家敦煌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首席专家宁强教授是敦煌学研究所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兰州大学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著有《中国敦煌学史》、《敦煌佛教艺术》和《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 The Dunhuang Cave of the Zhai Family》等。
根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严格管理、铸造精品”的要求，瞄准国内和世界先进水平，认真组织项目攻关力量，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研究员联合指导的
冯培红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7月27日，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中国研究生》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页公布了2007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入选者名单，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与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研究员联合指导的冯培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入选其中，到9月底，为期两个月的异议期公示完毕。11月6日，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颁布教研[2007]3号文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批准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决定》，批准包括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在内的98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与158篇提名论文。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是由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并组织进行的，旨在逐步建立有效的质量监督和激励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提高培养质量上来，培养和激励在学博士生的创新精神，促进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
冯培红于1999年9月考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兰大首批敦煌学博士生，师从郑炳林教授、施萍婷研究员。在学期间，冯培红于2002年获兰州大学博士生创新人才奖获，经过五年的研究，于2004年6月冯培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论文评议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06年10月冯培红申报兰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获中，并被推荐参加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最终得以入选。这也是兰州大学自从1999年入选2篇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之后，时隔8年再度入选的论文，也是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获得的第一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并共建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从1999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以来，共毕业博士32人，博士后1人，其中10晋升教授，1人晋升博士生导师，1人获兰州大学优秀博士论文，1人获甘肃省优秀博士论文，1人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文库。冯培红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培养高层次敦煌学研究人才的成功范例。
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教授来敦煌学基地讲学
应敦煌学基地杜斗成教授的邀请，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教授来到兰州大学面向历史文化学院的全体博士、硕士和本科生作“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系列讲座。10月15日上午9时，温教授在衡山堂4楼教室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公元1―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的专题讲座。
讲座开始后，温教授首先给大家介绍了传统观点认为的佛像的诞生、佛像产生的源地等有关问题。接下来，他又向同学们阐释了“仙佛模式”的含义，并详细讲述了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和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等不同时期中国出土的早期佛教资料中佛像的不同造像。揭示了东汉人以神仙为原型，创作的仙佛模式，“大约在3世纪末叶，犍陀罗模式为主的佛教图像才最终取代了仙佛模式”。温教授还就三项文物指出了老子与浮图并祀之例：一是洛阳市孟津县出土东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的“老子•浮图镜”。二是山东省沂南画像石墓中室八角擎天石柱南面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图像”（东汉末至曹魏初）。三是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老子与浮图像（约曹魏前期）。
温教授列举出不同时期内专家们对中国仙佛模式的不同看法以及存在的争议，同时他又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佛像研究的丰富阅历，阐述了其对中国早期仙佛模式从产生到消亡过程中不断演变的独到见解和“仙佛模式”的意义。
另外，温教授还在榆中校区为本科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讲座。在两次讲座中，温教授运用了翔实丰富的学术资料、图文并茂，并用条理清楚的讲解和具有亲和力的语言，博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来敦煌学基地讲学
应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的邀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于2007年11月10日―16日来基地讲学一周。高田教授是日本著名敦煌学家，师从小川环树（京大文学部大学院）、李嘉乐（Alexis Rygaloff，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HESS），198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2005年获京大文学博士衔。1982年任小樽商科大学副教授；1984年任京都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89年调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2000至2003年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汉字情报研究中心主任；2003至2005年任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主任；2004年至2005年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1月11日下午，高田教授在榆中校区第一教学楼A区304室为历史文化学院为主的本科生作了一场题为“日本敦煌学的历史与特点”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郑炳林所长主持，基地冯培红、魏迎春等教师及数十位博、硕士研究生也前往榆中聆听了讲座。
这次讲座高田教授用汉语讲演，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1、草创期；2、战前发展期；3、战后再编期；并附日藏敦煌遗书的公开。二是特点：1、雄厚的佛教传统；2、研究范围比较全面；3、古代写本保存丰富。高田教授首先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的百年历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敦煌学没有断层，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使之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日本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一开始起，就具有很典型的国际性。1908-1909年，东京大学?板?倜澜淌诘谝淮胃芭分薹檬椋?在伦敦见到了斯坦因所获的敦煌文献；1909年，在北京经营书店的田中庆太郎从伯希和那里知道了敦煌石室的发现，在《燕尘》上发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同时罗振玉也将文献照片寄给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学者，从而开启了日本敦煌学的研究。之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国际前沿性，尤其是1954年东洋文库获得了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1980-1992年日本出版《讲座敦煌》，可以说是日本敦煌学研究的成果总汇，代表了当时日本乃至国际敦煌学的水平。高田教授还介绍了最近几年日藏敦煌文献的公开情况，由于日本私藏敦煌文献多，长期秘不外示，成为世界范围内公布最晚的国家，近年来的陆续公布出版对于全世界敦煌学的综合研究非常重要。毋庸讳言，日本在敦煌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甚至一度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传言，总结日本敦煌学百年史，他们的一些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高田教授指出了佛教学传统、研究范围广、日本古写本等三个特点。由于日本在江户时代的文化主要以和尚为载体，近代日本的欧化最甚的也是佛学，涌现出了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松本文三郎、矢吹庆辉、铃木大拙、?V本善隆、牧田谛亮等著名佛教学者，编出了举世闻名的《大正藏》。其研究范围设计法制史、社会经济史、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书法等诸多领域，特别在法制史、胡语文献方面长期领先于东西方。日本保存至今的古写本，其学术价值并不逊于敦煌文献，日本学者充分利用敦煌文献与日本写本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点是中国及西方学者所未关注的，因此取得了新的突破。讲座完后，在场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向高田教授进行了提问，如关于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区别、京都大学与罗振玉的学术关系等，高田教授谦虚而风趣地回答了各个问题，他的流利的汉语也使学生深为惊服。
11月12日下午，高田教授在敦煌学基地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敦煌本《大唐西域记？与日本古钞本”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郑炳林所长主持，刘永明、冯培红、屈直敏、魏迎春等敦煌学研究所青年教师及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可以说，这是昨天讲座中提到的最后一个特点的具体案例，也是高田教授在京都主持《大唐西域记》读书班的心得成果。高田教授首先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对《大唐西域记》的日译工作，他指出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也曾使用了少部分日本写本，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但使用量不大；日本学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也用日本写本来校译《大唐西域记》，尤其是最近落合俊典教授从事日本古抄本大藏经整理研究。其次指出，日本写本与敦煌写本的差别不大，而与《高丽藏》却有不同，这对于《大唐西域记》的原本复原、对于以《高丽藏》为底本的《大正藏》的修订等有着重要意义。最后逐一介绍了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大唐西域记》，最早的为延历四年（785），相当于中国唐德宗贞元元年，时代很早。另外，他还对《大唐西域记》的作者究竟是玄奘还是辩机提出了疑问。由于中国敦煌学者一般不关注日本古代写本，这一讲座对于中国学者走出自身、走向国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使我们感到不能孤闭自封，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与发掘资料，开拓国际视野，进行广域综合的研究。讲座完后，高田教授回答了兰大师生提出的问题。
在兰期间，高田时雄教授还参观了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等地，与敦煌学基地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为中日敦煌学的合作研究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王邦维教授来敦煌学基地讲学
应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的邀请，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来基地讲学。
11月18 日下午，王邦维教授在榆中校区第一教学楼A区304室为历史文化学院为主的本科生作了一场题为“敦煌学：东方与西方的定位及其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郑炳林所长主持，基地教师及博、硕士研究生也前往榆中聆听了讲座。王邦维教授首先从法藏敦煌文献P.2001《南海寄归内法传》说起，讲述了法国伯希和、日本高楠顺次郎对敦煌学的研究，叙述了法国的汉学、印度学、中亚学研究为敦煌学的兴起提供了学术背景。其次，他又讲述了英国斯坦因与英国的学术环境，同样说明了从英国的印度学到敦煌学的发展过程。再次，他又从“陈寅恪的学统：德国的影响”、“日本人的奋起直追”、“中国人怎样发现敦煌”等其他各国的敦煌学发展，叙述了德国、日本、中国对敦煌学的研究。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下，清晰地阐明了敦煌学在东方与西方的定位。最后，王教授又对“天下大势的变化与学术态势的消长”问题发表了个人的学术见解。讲座结束后，王邦维教授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与兰大学子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11月19日下午，王邦维教授在敦煌学基地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敦煌本《付法藏传》与印度佛教祖师信仰”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冯培红副所长主持，郑炳林所长致辞，王冀青、刘永明、屈直敏、魏迎春、陈双印等敦煌学研究所教师及博、硕士研究生，以及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康红芳、西北民族大学的研究生等参加了讲座。王教授首先以禅宗史为例，依靠敦煌文献而得到了解清，说明了敦煌学对佛教史的贡献。其次，他列叙了各本版本的印度祖师世系与禅宗祖师世系及其发展过程，并对其中的世系歧异、同名异译而导致的重复出现等现象进行了对比考证，还对《阿育王传》、《萨婆多部师资记》、《达摩多罗禅经》、《付法藏因缘传》、《历代法宝记》、《坛经》等考其异同。虽然有这样的祖师信仰世系，但王教授强调，佛教的传播依教不依人。他认为：1、禅宗祖师世系中的印度祖师部分不是历史，而是继承印度佛教付法藏传说，并有所修改；2、付法藏传说在印度也有一个形成过程，各个佛教部派之间在内容与形式上也是不一样的；3、早期禅宗模仿的主要是当时在印度西北和中亚影响最大的佛教说一切有部的传说，但始作俑者是天台宗；4、宗教对法统与道统的重视，在于合法性与正确性，其他意识形态也往往如此；5、通过付法藏传与祖师信仰世系可以同样发现，历史是怎样不断地修改和虚构的。王教授的讲演，延伸了敦煌学的外延，使我们通过佛教史走向了印度学、中亚学，大大扩充了我们的视野。讲座结束后，学生们提问长达一个半小时，积极踊跃，就付法藏传的版本、付法藏传与末法思想及三阶教的关系、祖师信仰世系的印中关系、戒律问题、民间宗教与大众精神、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关系、徐梵澄佛教思想等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交流，王教授知识渊博，态度亲切，循循善诱，让兰大师生满意信服。
敦煌学基地兼职教授、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
荣新江教授来敦煌学基地讲学
应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的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基地兼职教授、敦煌学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荣新江教授来基地讲学。
2007年11月23日下午，荣新江教授在榆中校区第一教学楼A304室为历史文化学院为主的本科生作了一场题为“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郑炳林所长主持，基地教师及数十位博、硕士研究生也前往榆中聆听了讲座。荣教授首先对来榆中讲座表示亲切，因为在三年前他曾来过这里作过讲座，感受到榆中清新的空气与兰大学生的热情。在演讲中，他先简略地介绍了吐鲁番的历史与地理环境，比较了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异同，如在地理位置、丝路重镇、佛教为助的多宗教并存、以及皆由西方考古探险而产生的新兴学科等方面，两者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敦煌文献主要出自于莫高窟三界寺，吐鲁番文献出自虞墓葬；敦煌在汉代有汉简，文献主要在唐五代宋，而吐鲁番文献则在十六国至元；敦煌文献大多为写本，吐鲁番文献晚期有印本；敦煌只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吐鲁番则墓葬屡出不穷；吐鲁番比敦煌呈现出更加浓厚的丝路文化面貌特征。在此基础上，荣教授对世界各国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出版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最后，他提倡要从地域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吐鲁番学的发展，他以吐鲁番新出土的一件送使文书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阐述了吐鲁番的阚氏高昌国与柔然、南朝刘宋、以及乌苌、焉耆、婆罗门等西域诸国的关系。荣教授希望随着吐鲁番文书的不断出土，以新材料推进新学术，从而推动吐鲁番学的发展，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讲座完后，同学们还提了关于喀喇汗王朝、如何研治中古史等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同学们认为，荣教授通过丰富翔实的调查资料、诙谐幽默的语言、不时提出的创新性研究课题，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兰大学子，我们也期望在21世纪吐鲁番学能在中国学者的引领下、在国际学术界出现学术新潮流。
11月24日上午，荣新江教授在敦煌学基地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新获吐鲁番文书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郑炳林所长主持，王冀青、刘永明、冯培红、屈直敏、魏迎春、陈双印等敦煌学研究所教师及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讲座。荣教授最近几年主持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新出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率领课题组从事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他介绍了在吐鲁番木纳尔、巴达木、洋海墓地出土的文书状况，然后以高昌郡时期的绣花鞋户籍、北凉后裔政权时期的论语白文、阚氏高昌国时期的送使文书，以及唐代哥逻禄部落文书、客馆文书等为案例，详细地介绍了各个时期新出文书的情况，指出了它们的学术价值。荣教授在讲演中展现了文书照片、工作照片等，使人感受到了考古发掘的现场与文书实物，增加了对文书出土状况的理解。讲座完后，兰大师生提出了墓表与墓志的关系、《诗经》《论语》缘何被用作绣花鞋样及其所寄托的愿望、官府文书与民间使用的关系、阎罗平等思想与民间宗教等问题，荣教授以其丰富的整理文书经验与渊博的历史学知识，回答了以上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