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新世纪敦煌学研究的头一年，在回顾百年总结之后，学术界对敦煌学的研究转而注重专题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对敦煌文献的研究，还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都有所进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除对新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等新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外，还在敦煌学专题研究上有所推进，在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以及敦煌佛教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下面对2001年上半年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加以总结。

　　对敦煌文献的研究上，由于各国各地所藏敦煌文献的出版公布，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在对新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上，继荣新江和史睿发表《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Дx.3558）考释》之后，又有学者对单篇的俄藏敦煌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如雷闻发表《俄藏敦煌Дx.06521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就是对一件唐代法制文书的内容、性质与定名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证，认为它可能是与开元二十五年删定律令格式同时编纂的《格式律令事类》之断简，这件文书的发现对于唐代法制史与朝集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小荣《〈兄弟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缘〉校注》（《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对俄藏敦煌文献Дx..01064、Дx..01699、Дx.01700、Дx.01701、Дx.01702、Дx.01703、Дx.01704等七件俄藏敦煌文献的进行了重新的定名，他认为这不是编者所拟的《讲经文》，而应当是《兄弟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缘》，该变文是根据《杂宝藏经》卷7演绎而成的。作者还对该文献进行了校录和注释。魏迎春则发表了《读俄藏敦煌文献Дx.00098、Дx.00513号札记》（《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一文，对两件均被定名为《太公家教》的敦煌文书进行了考证，发现这是两个内容并不相同的写本而且不是《太公家教》，而是《武王家教》。张玉春对法藏敦煌文献《史记》残卷进行了考订研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藏〈史记〉唐写本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对《史记集解燕诏公世家残卷》、《史记集解管蔡世家残卷》和《史记集解伯夷列传残卷》三种初唐写本分别做了考证，这三个唐写本《史记》残卷对于订正宋代以后刻本的讹误和探究《史记》原貌有重要的作用。她的关于此题的另一项研究《日本藏〈史记〉唐写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6期）对另外六件今藏于日本的《史记》写本加以考证研究，作者考证写本的年代、唐写本的异文和行格等问题，这些可以用来订正宋以来刻本《史记》文字的讹误和《史记》版本流传演变的轨迹。张涌泉《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分四个方面探讨了敦煌文献的文字学价值、敦煌文献的音韵学价值、敦煌文献的词汇训诂学价值和敦煌文献的校勘价值等。董洪、张生龙《敦煌“遗书”与“档案”》（《档案》2001年第4期）介绍了敦煌遗书的一些内容，将之视作为一种当时的官私档案，肯定了敦煌遗书档案的价值。陆离《敦煌本〈百行章〉反映的初唐思想》（《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结合传统史籍中贞观君臣的言论，从七个方面详细地探讨了敦煌文书《百行章》所反映的唐代初年的统治思想。陆离《敦煌本〈春秋后语〉残卷浅识》（《文献》2001年第2期）对敦煌文书《春秋后语》做了考证。张涌泉《敦煌故里对敦煌学的新奉献——〈甘肃藏敦煌文献〉读后》（《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对新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进行了评介，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印制精美、体例完善，二是定名准确、叙录详尽，三是内容丰富、特色明显，他还对该书中存在的字的问题加以点出。林悟殊《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考察了敦煌本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的流失刊布过程，该件初由李盛铎收藏，后售予日本人，羽田亨、佐伯好郎等人先后做过录文，作者指出了学界流行的佐伯录文的若干失误，认为佐伯文本不符合古文书整理的规范，对该景教文献的研究应该使用羽田亨录文较妥。对敦煌文书中的医药文献的研究有张侬的《敦煌遗书中的针灸文献》（《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他全面地介绍了敦煌文书中的灸经图、新集备急灸经、明堂五脏论、脉经、吐蕃藏文针灸图、吐蕃藏文灸法残卷等针灸类文献，共有18件。陈明《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耆婆书〉》（《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对敦煌文书《耆婆书》梵文和于阗文两种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首先介绍了《耆婆书》的写本状况和研究情况，其次探讨了其内容构成，最后评价了该医书的特色及医学成就，反映了古代中印文化的交流与医学事业的发展。王淑民《敦煌〈备急单验药方卷〉首次缀辑》（《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1期）对近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S.3347、S.3395、S.9987A、S.9987B2v等四个敦煌医药文书残卷进行了拼合并做了缀辑后的录文，证实了王冀青先生过去的发现与研究是正确的。丛春雨则对敦煌文书中的用醋记载与长沙马王堆竹简中21件处方中关于用醋的记载进行了考释和比较研究，发表了《论醋在敦煌遗书、马王堆竹简古医方中的临床应用》（《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据其统计，敦煌文书中共有18件古医方中记载到用醋，其中有12件是将醋用于治疗内科与妇科疾病的，有6件是用于治疗外科疾病的。作者认为敦煌文书与长沙马王堆古医方开创了用醋治疗内、外疾病包括美容护发的先河。杨富学《敦煌本〈历代法宝记·弘忍传〉考论》（《华林》2001年第1卷）对敦煌文书中的8个《历代法宝记》中的《弘忍传》进行了录文与校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禅宗重南轻北的思想，解释禅宗发展历史上的这一重要问题，作者还通过对弘忍事迹的考证，认为道信的事迹与弘忍的事迹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佛教史籍中将两人解退吉州之围的事迹写作一样的是错误的，作者认为这是传文作者误将道信的事迹窜入弘忍传中。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敦煌文献的书写格式，如杨森《从敦煌文献看中国古代从左向右的书写格式》（《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对比敦煌文献中从左向右的书写格式与甲骨文、金文、碑刻印玺、石窟壁画与绢画题记、发愿文等的左书史料，认为左书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写格式，起源很早，沿用长久，与右书同时并存，只是使用频率不及右书多。关于敦煌文献，去年在北京还专门召开一次以之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也于今年5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郝春文主编，其中收入荣新江《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吴芳思《Why Are There Dunhuang Documents in London?》、李际宁《中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的敦煌遗书及其史料价值》、魏泓《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Making Dunhuang Manuscripts Accessible to All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n》、赤尾荣庆《关于伪写本的存在问题》、石土冢晴通《敦煌写本的问题点》、程喜霖《20世纪敦煌文献与古史研究》、白化文《敦煌学原材料与研究书刊的图书馆编目问题》、杨宝玉《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述要》、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冈野诚《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唐律残片——和〈目连救母变文〉有关的一些问题》、李正宇《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史事考》、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李方《西州诸县及敦煌县县属机构“司”（曹）探讨》、宋家钰《敦煌文献所见唐代农业生产》、伏俊琏《20世纪的敦煌小说研究》、郑阿财《敦煌童蒙读物的分类与总说》、郭淑云《Verse-introductory Formulas in Bianwen: An Implication of Immediacy in Oral-derived Traditional Test》、Matthew T. Kapstein《A Dunhuang Tibetan Summary of the Trasformation Text on Mulian Saving His Mother from Hell》、程毅中《再论敦煌俗赋的渊源》、牧野和夫《敦煌藏经洞藏〈孔子项托相问书〉类の日本传来·受容にっぃて》、府宪展《〈赤须将军歌〉初探》、张鸿勋《敦煌本〈观音证验赋〉与敦煌观音信仰》、马德《敦煌文献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意义》、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王素《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张弓《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许建平《敦煌本〈尚书〉叙录》、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孟宪实《敦煌社邑的分布》、罗彤华《从便物历论敦煌寺院的放贷》、牧田谛亮《疑经研究の今后の课题》、方广锠《关于敦煌本〈坛经〉》、王邦维《敦煌写本中一段有关印度佛教部派的材料——S.5390号校录并跋》、湛如《论净众禅门与法照净土思想的关联——以大乘净土赞为中心》、张锡厚《新罗僧慈藏入唐礼五台考》、黄征《敦煌愿文考辨》、王三庆《光道大师撰〈诸杂斋文〉下卷研究——兼论敦煌文献之整理问题》、王卡《敦煌道经残卷缀合与考订三则》、万毅《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的文本顺序》、刘屹《〈玄妙内篇〉考——六朝至唐初道典文本变化之一例》、高田时雄《有关吐蕃时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等学术论文44篇。

　　敦煌史地研究上，对归义军历史上的曹氏政权统治者究竟是汉族还是中亚粟特族，引起了争论与研究，大大推动了对敦煌归义军史和粟特人问题的研究。冯培红发表《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在系统梳理西汉至北宋敦煌地区的曹氏人物之后，认为敦煌曹氏是汉宋之际的著名姓氏，对两汉、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一是来自中原内地，二是来自中亚粟特。作者的研究得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应当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在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了谯郡曹氏，藉以抬高门第，因而断定曹氏归义军政权性质实际上以是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荣新江《敦煌曹氏归义军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地1期）也从敦煌粟特曹姓的来源、粟特人担任归义军政权要职、曹氏与回鹘于阗的联姻和粟特人在曹氏政权中的地位等多个方面加以论证，提出与冯培红相同的结论，即肯定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冯培红还运用敦煌文书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酒户和酒业管理机构等进行探究，发表《唐五代敦煌的酒行、酒户和酒司》（《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一文，分唐代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等三个阶段对敦煌地区的酿酒业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代前期出现了酒行，中唐时出现的官府酒户为吐蕃敦煌寺院所沿袭，而到了归义军时期无论官府或寺院都有酒户的存在，并且出现了专门的酒业管理机构即酒司。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之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资料对吐蕃与回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探讨了吐蕃与回鹘的两次大规模接触、敦煌吐蕃文写卷对吐蕃回鹘文化关系的反映及译自藏文的回鹘文佛经所翻印的吐蕃回鹘之关系等内容，使我们看到古代吐蕃与回鹘两大民族之间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系。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对学术界曾经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沙州回鹘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驳斥了沙州回鹘国的说法，认为1036年之后的瓜、沙州仍一直为西夏所统治，一些回鹘人散居在沙州城的外围，但不可能存在沙州回鹘国。杨铭《羊同国地望辑考》（《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一文对众说纷纭的羊同国地理位置进行了饿总结探讨，在分析前人诸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汉文文献与敦煌藏文文献，对其地望做了较为精确的考证。在敦煌古代地理环境的研究上，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涉足了较少为人关注的古代敦煌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从石窟位置的选择和敦煌壁画中的多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敦煌的环保意识，令人耳目一新。李并成《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通过实地踏查与研究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发现，将汉唐冥水与今天的疏勒河完全等同、将古冥泽与今哈拉池是不妥的，作者的研究考证得出了确信的结论。姜伯勤《敦煌科举文书的社会功能——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将敦煌文书中的科举史料分为两组，一是直接记载了科举制度及其风俗的史料，二是科举教育史料或进士文学史料，利用这些史料，可以对中古时期敦煌的社会功能与敦煌社会史的研究有帮助。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运用敦煌汉文文献对分布于吐蕃东、南、北、西诸方的节度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这五道节度使的设置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其了积极的作用。赵贞《归义军押衙兼知他官略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归义军节度使府中的押衙一职的兼知他官这一现象做了史料上的分类排比，共计20类，反映了押衙在归义军政权中的重要性，是归义军职官系统中的核心和基础。段小强《敦煌“祭祀”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利用有关敦煌祭祀方面的文书，结合古代礼仪文献，考察了敦煌丧葬丧期内的祭祀、墓祭和十斋记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试图复原中国古代祭祀的事象，藉以了解古代丧葬制度与中古社会。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二月至七月》（《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在考察敦煌正月岁时佛俗之后，进一步对二月至七月的随时佛俗进行了研究，其中二月八日设道场讲经说法与行像，二月十五日营会供养、设共悼念佛逝世等，三月寒食清明设乐踏歌、上坟祭拜，四月八日佛诞节活动，五月端午节僧官向节度使相物送礼，佛家以受气法供养十方诸佛，七月盂兰盆节整修粉刷佛堂、设盂兰盆道场、造盆破盒、户内祭拜、造花树、图象写经等。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八月到十十月》（《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继续考证了八月白露道场、九月水则道场与季末道场、十月一日节与下元令节、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八节、藏钩之戏、诸巷道场与结坛转经等佛俗。林琳《敦煌古代的马球运动》（《丝绸之路》2001年第3期）利用敦煌文书与敦煌壁画中的马球史料，介绍了古代敦煌存在官用马球、军用马球和民用马球等三种类型，并考察了唐代敦煌马球运动兴盛的原因，认为是敦煌地区的牧马业、尚武传统和开发的社会风气等所致。李金梅、李重申、路志峻《敦煌古代百戏考述》（《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在叙述百戏源流之后，利用敦煌文书与壁画以及其他史籍等资料，考述了木童技、角抵、倒植、筋斗、舞马、走索等杂耍和乐舞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刘戈《回鹘文买卖文书中的bir agsuksuz 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一无悬欠”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通过对比研究与系统考察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bir sgsuksuz”（一个不少）沿袭子敦煌汉文文书中的“一无悬欠”。杜正乾《唐病坊表微》（《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在运用史料的基础上探究了唐代病坊的来源，认为其前身是武周时期的悲田养病院，而且进一步利用敦煌文书关于病坊的有关记载，考察了敦煌郡病坊的资经济来源、职事人员与医方等内容，对中国古代的福利养济事业做了有益的研究。乜小红《唐五代敦煌牧羊业述论》（《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分官营、私营与寺院三类分别探讨了唐五代敦煌牧羊业的情况，敦煌地区的牧羊业是比较发达的，同时还考察了羊在敦煌社会生活中的用途。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在第八节“史料与工具书”中对敦煌文献给予一定的关注，其对于唐史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敦煌佛教的研究，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转向人间化的特点》（《普门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但中唐以后，中原内地的佛教除了禅宗以外都衰落下去了，而偏居西北一隅的敦煌在晚唐五代宋初却佛教兴盛，其原因固然一方面是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使敦煌佛教避免了会昌法难的打击，且得到吐蕃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与弘扬，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佛教走向人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首先探讨了继吐蕃统治敦煌之后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积极支持归义军政权收复河西，参政辅政；其次探究了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相容并蓄的特性，因为除了佛教之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祆教和景教等；再次他还讨论了敦煌寺院的功能，除了讲经说法之外还开办寺学传授文化知识，寺院教育极其发达，为归义军政权培养了许多人才；最后他介绍了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所做的各种道场与讲经活动。湛如《敦煌净土教赞文考辨》（《华林》2001年第1卷）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敦煌文献中的净土系赞文，如《往生礼赞》、《大乘净土赞》等，敦煌净土系赞文是净土教法会行事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形成的礼赞仪轨，揭示了敦煌净土信仰流行的原因。李顺庆《吐蕃名僧——法成》（《丝绸之路》2001年第4期）介绍了一位生活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族名僧，法成出身于吐蕃大族管氏，精通语言，是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为汉藏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姚崇新《太史文和他的中国中古宗教研究》（《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介绍了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美国汉学家太史文及其研究论著，其所著有《中国中世纪的鬼节》和《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间的形成》，特别是后者，以敦煌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佛教伪经《十王经》与中世纪中国佛教冥间的形成问题。苏金花《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尼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1年第1期）利用敦煌文书考察了敦煌僧侣从免纳税役到交纳地亩税的发展演变，它认为这是唐代两税法实行以来寺院僧人丧失免纳正税特权在敦煌地区的具体表现，这既是僧人私有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折射。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对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的编号为B52（甲）：18的一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进行拉丁字母的转写、翻译和注释。他的另一篇文章《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则对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的回鹘文佛经《杂阿含经》残叶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和注释，并与国内外收藏的同书残卷进行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广锠《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介绍了一件殷禄成先生所藏的敦煌佛经遗书《大乘无量寿经》，系8、9世纪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根据藏文译成，不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具有珍贵的价值。韩升还利用敦煌佛教写经来探讨隋日之间的佛教外交关系，发表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本圣德太子写经与东亚的“佛教外交”（《华林》2001年第1卷），该文首先从写本的角度考察了北大图书馆所藏的一件敦煌文书《维摩诘经》的成书作者，认为不是日本圣德太子，但这件写经对于解隋代大业年间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有这重要的意义，作者特别强调了佛教在两国外交中的作用。

　　对敦煌道教的研究上张泽洪等人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杨富学、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藏道教〈十戒经传授盟文〉》（《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介绍并刊布了该卷道教文书及其题跋，该文研究认为此卷道教文书属于道教的科戒仪轨，对于敦煌道教历史和仪轨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他还详细考证了敦煌神泉观的位置，当在敦煌城东40里的清泉驿，否定了过去认为的在神沙乡的阳沙里或平康乡的修武里等旧说。张泽洪《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以敦煌道教写经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状况，认为道经中有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对西域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另一篇《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该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唐代道藏》的编纂与道经的传写及经法传授的有关问题，作者认为唐代道经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的南朝道教渊源》（《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考察了《升玄内教经》与灵宝派、上清派、正一部、太玄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辨析敦煌本《升玄内教经》中南朝道教的渊源，该经是在承袭魏晋之后南方道教各派教法的基础上受到当时玄学风尚的影响，借鉴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和中观学说，对中国固有的道教传统教义起了哲理化的改造。

　　对敦煌石窟考古及图象学的研究，贺小萍翻译了斋藤理惠子的论文《敦煌第249窟天井中国图象内涵的变化》（《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以敦煌莫高窟第249窟天井西坡的须弥山图为中心，详细地描述、分析和考证了与佛教不同的中国式图象是如何融汇到佛教美术中去的。该窟天井所见的这幅中国传统的神仙图象表现出佛教天国世界中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反映了中国佛教世界的特征。陈悦新《〈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书评》（《华林》2001年第1卷）对彭金章、王建军新出的关于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的第一卷成果做了评价，介绍了北区洞窟的僧房窟性质及其内容。王有生《仰观北大像》（《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第96窟即俗称的北大像，同时还叙述了与北大像相关联的武周政治及其影响。樊锦诗、蔡伟堂《奥登堡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历史照片——〈俄藏敦煌艺术品〉第3卷序言》（《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介绍了1914年俄国奥登堡第二次西域考察队在敦煌莫高窟的考察时所拍摄的大量的洞窟内外照片及其珍贵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些莫高窟的外貌和窟内壁画彩塑已经被破坏损毁，这些当年奥登堡考察队所摄照片就具有更加宝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敦煌壁画研究方面，对敦煌壁画的研究，马德《敦壁画中的轮车与椅轿》（《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唐代四轮车、多轮车和椅轿等的考察，对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做了独到的研究。殷光明《从〈祗园精舍图〉到〈劳度叉斗变〉的主题转变与佛道之争》（《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从《祗园精舍图》到《劳度叉斗圣变》的演变，专门探讨了中印壁画的传承关系和北周至中唐佛道之间的争斗，反映了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特征。沙武田《S．P．76〈无量寿经变稿〉析——敦煌壁底稿研究之五》（《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是其研究敦煌白画的系列论文之一，专门就SP76《观无量寿经变稿》进行了详细分析说明和研究，确认其中的两小部分是敦煌壁画底稿《观无量寿经变稿》，且为莫高窟第55窟《观无量寿经变》的壁画底稿。叶贵良发表《莫高窟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非中书令、亦非右散骑常侍》（《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一文，考证了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帝王图》壁画中皇帝右边官帽上插着貂尾的大臣的身份，认为应是常侍，而不是一般所说的中书令或右散骑常侍。李振甫《论香港志莲净苑佛教传统新壁画的艺术成就》（《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志莲净苑共同创作的一幅《西方净土变》，这是以敦煌莫高窟第172窟北壁盛唐《西方净土变》为摹本而创作的，本文重点在于探讨了有关敦煌壁画的创新问题。谢生保《从〈目炎子变〉看佛教艺术中的孝道思想》（《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概述了《目炎子经变》及其在中国各地石窟中的经变图象，进而探讨得出《目炎子经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斗争的产物，顺着这一思路，作者还研究了隋唐五代宋朝佛教艺术中的孝道思想。王明珠《定西地区藏长柄铜香炉——兼谈敦煌壁画的长柄香炉》（《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将定西地区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长柄铜香炉与敦煌壁画供养菩萨和供养人手中所持的长柄香炉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根据敦煌文书加以定名，认为这种长柄香炉是古代普遍使用的一种供养具。在技法艺术上，李月伯《从莫高窟第3窟画看中国画线描的艺术成就》（《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研究了莫高窟第3窟中的以线条为主的表现手法。

　　在研究敦煌石窟壁画的同时，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书白画和绢麻类绘画作品也被学者们所注意。沙武田、邰惠莉《20世纪敦煌白画研究概述》（《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对百年来中外学者研究敦煌白画的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述与评论，肯定了松本荣一、饶宗颐等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也指出了过去研究者们由于未能将藏经洞出土白画与敦煌石窟壁画联系起来深入考察而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今后敦煌白画的全方位更深入的研究指明了思路。王明珍《敦煌P4518佛画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刍议》（《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根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与绢画等资料，对P.4518的39件佛画的绘制年代做了初步的探讨，并对其包捆、入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推测。魏文捷翻译了英国学者韦陀《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收藏品中四件未公布过的敦煌绘画作品》（《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新近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品中四幅以前未登记也没有发表过的四幅佛教麻布画作品，其编号为Add.Or.5222、Add.Or.5222、Add.Or.5222、Add.Or.5222，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藏经洞出土的麻布画、麻布在中国的应用与麻布画的色彩运用等问题。
　　佛教艺术的对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进行探讨的有金秋《寻找敦舞蹈的源头》（《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他将传统文献中的三代时期的乐舞与敦煌壁画中的舞蹈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敦煌舞蹈虽然归属于中国古典舞系统，但许多舞姿造型受到维吾尔族、伊朗、俄罗斯、印度与古希腊乐舞的影响，其风格兼具中西乐舞文化两方面的因子。朱利民、白月梅《大唐：一个文化上开放勃发的朝代——唐代乐舞壁画的文化诠释》（《人文杂志》2001年第2期）对唐代乐舞壁画作了文化学的爬梳与诠释，探讨了唐代乐舞文化流变的脉络，其中涉及到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宋氏出行图》、第220窟的《初唐乐舞图》和第445窟的《盛唐乐舞图》等。

　　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对敦煌变文的研究仍在讨论，袁书会在李小荣《试论变文的消亡》之后又推出《也谈变文的消亡》（《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认为变文的消亡除了政府禁止等外在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艺术性被在因素的发展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逐渐没落消亡。作者进一步讨论李文所引用的《开元括地变文》的背景，最后又据辽代出土物特别指出，在没有更多材料证明的情况下，为变文的消亡时间作出确切的结论为时尚早。王宗祥《敦煌变文断代研究札记二则》（《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对《破魔变文》与《韩擒虎话本》两篇变文的制作年代做了考证，得出前者作于五代曹元忠时期，后者则是宋代的话本。刘瑞明《〈孔子项托相问书〉再校议》（《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针对黄征和张涌泉所编著的《敦煌变文校注》一书中的《孔子项托相问书》“初来花下”、“州县分明置庙堂”等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精确的校正。伏俊琏《敦煌本〈丑妇赋〉与丑妇文学》（《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介绍了分藏于英、法的两件敦煌本《丑妇赋》，进而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丑妇文学产生的原因。杨晓霭对胡大浚、王志鹏所著的《敦煌边塞诗歌校注》一书进行了评介，发表《勘正辨疑　随文释义——〈敦煌边塞诗歌校注〉简评》（《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一文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与介绍。周广荣《敦煌〈悉昙章〉歌辞源流考略》（《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对敦煌文书中多种题名为《悉昙章》的歌辞进行了研究，从其传播的角度对这些歌辞的源流、产生年代、作者、内容、性质、形式与影响等逐一做了细致的考察。张金泉《莫高窟新出土的古韵书〈排字韵〉》（《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对1989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B59窟出土的古韵书《排字韵》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排字韵》既非唐五代之韵书，亦与宋代韵书不尽相同，经与《广韵》等比勘，断定其为唐五代以后之韵书，是《广韵》略本之一种，作者还以《广韵》对该文书做了校补。

　　在敦煌文物保护方面，郑兰生《甘肃文物保护、维修工作回顾与展望》（《丝绸之路》2001年第6期）无论在回顾“九五”期间的文物工作上，还是在展望和规划“十五”文物工作的蓝图时，都有关于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护维修，而且在所列的十项将要实施的重点文物维修工程中，敦煌莫高窟名列首位，可见对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对敦煌学史上的人物研究上，谢生保、赵崇民发表了《第一个得到藏经洞文书的外国人》（《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在考证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和李希霍芬《中国考察游记》的基础上，对两书中出现的比利时人保尔·施普林盖尔特进行了比对分析，认为藏经洞发现之后第一个得到敦煌文书的外国人当是这位比利时人保尔·施普林盖尔特，是他将藏经洞发现的消息传到了新疆，他于1903至1906年担任嘉峪关税务司长，期间到达敦煌获致文书，比斯坦因1907年达到敦煌要早。贺世哲《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针对张大千先生有无破坏敦煌壁画这一悬案，用严谨实证的态度，科学公正地评价了张大千先生的功过。作者对莫高窟第130窟和〈张君义告身〉与张大千先生的关系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文物》（《丝绸之路》2001年第3期）介绍了上个世纪前半期一位敦煌当地的敦煌文物收藏家任子宜，其藏品有汉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多种文字的文书和刻本、版画及文物拓片等，现在这些藏品大多保存在敦煌市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该文还介绍了任子宜与于佑任、张大千、向达、闫文儒、夏鼐等人的交谊。王芃《1941年王子云率团考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学术了1941年冬至1943年春，王子云率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了敦煌石窟的情况。王子云临摹了敦煌壁画，绘制了长卷敦煌莫高窟全景，拍摄有莫高窟的窟内照片，还撰写了莫高窟现状调查报告。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也属于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校补》（《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在研究1991年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时对《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一书中的错误做了校补。

　　关于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动向，余欣《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远东亚洲丛刊〉“敦煌学新研究”专号评介》（《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介绍了法国远东学院为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而推出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敦煌学新研”专号上的8篇论文，除其中一篇是荣新江所著之外，其余均为法国学者所著，对石窟供养人、雕版刻本、敦煌佛教与道教、占卜、吐蕃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了法国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张铭心翻译了日本学者池田温的《近年日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一文，分四个方面详尽地介绍了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成果与论文，在敦煌石窟与吐鲁番墓葬的考古学与美术史、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与宗教文学、出土文献的法制与社会经济史、敦煌吐鲁番史地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敦煌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年度发表了一些介绍最近召开的敦煌学学术会议的文章，如郑炳林、沙武田《2000年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香港）综述》（《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分敦煌艺术与石窟考古、敦煌文献研究、语言文学、汉唐地理与区域制度、科学技术、儒家经典与佛教文献、其它等七个方面介绍了2000年夏在香港召开的敦煌学学术会议。觉旻《2001年人间佛教学术会议综述》（《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中介绍了郑炳林向大会提交的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转向人间化的特点》一文。姜洪源《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研讨会在合肥召开》（《档案》2001年第4期）介绍了2001年5月22日在合肥市召开的这次研讨会，上个世纪敦煌学与徽学先后兴起，前者被誉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后者被称为“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都是一种历史档案，尽管时代不同，但其作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档案史料的性质却是一致的，应该加强两者的交流合作研究。杨秀清《飞天袅袅会栖霞——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研讨会综述》（《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和黄征《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研讨会召开的意义和取得的成果》（《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两文介绍了在南京栖霞山飞天发现之后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探讨栖霞飞天的艺术风格及其与敦煌石窟飞天艺术的异同，以及规划敦煌石窟在栖霞山的复制方案、《江苏藏敦煌文献》的编纂等问题。马玉萍《省委、省政府召开敦煌学专家座谈会》（《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介绍了2000年11月17日下午在兰州市宁卧庄宾馆召开的甘肃敦煌学专家座谈会，回顾了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状况特别是甘肃省敦煌学的研究成绩与不足，鼓励作为敦煌学的故乡甘肃应该加强敦煌学的研究，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和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