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下半年敦煌学基地与学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将有关成果分以下几个方面报告如下：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是根据他多年来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讲授敦煌学课程的讲义加以修订而成的。全书共十八讲，分为敦煌简史、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历史、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该书作为敦煌学课程教材，主要偏重于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同时包含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褚良才《敦煌学简明教程》（中华书局）是一本关于敦煌学教学的简明教程，阐述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对于初学者和想要了解敦煌学知识的人来说是入门的捷径。

　　著名敦煌学专家、敦煌学基地研究人员孙修身研究员于2000年不幸逝世，为了纪念孙先生在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上的贡献，编辑出版了《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一书，共收录了59篇论文，其中敦煌学论文有：茂木雅博《孙修身老师の学问は永远に不灭》和《冈仓天心与华尔纳》、李明伟《怀念孙修身先生》、孙晓岗《父亲的回忆》、池田温著、王宇、房学惠编译的《近年来日本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以及《孙修身先生年表（附孙修身先生著作目录）》、李正宇《敦煌藏经洞：古代学术的海洋——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暨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陈国灿《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两件唐户籍残片》、方广锠《敦煌遗书鉴别三题》、郑炳林《北京图书馆藏〈吴和尚经论目录〉有关问题研究》、邓文宽《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杂占“补录》、张锡厚《读敦煌缘起类作品及其他》、张鸿勋《敦煌文学杂考三则》、黄征《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拟）残卷研究》、吴丽娱《关于S.078V和S.1725v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高田时雄著、马茜译《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孙修身《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简介》、霍旭初《“般遮瑞响”考》、马德《敦煌〈五台山图〉中的道路交通简论》、胡同庆《论莫高窟中唐时期经变画的模仿性》、沙武田《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述论》、李金梅、陈炜、李重申《敦煌角抵考》、张宝玺《圣容寺与“凉州山开瑞像现》、黄夏年《<阿含经>中的弥勒佛》、杜斗城《<地府十王拔度仪>及其有关问题》、杨富学、王书庆《从敦煌文献看道信禅法》、颜廷亮《都护文化中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林悟殊《20世纪敦煌汉文摩尼教写本研究述评》、张俊民《简述悬泉置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杨际平《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权的集中与分散》、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李并成《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谭蝉雪《丧祭与斋忌》、杨森《关于敦煌文献中的“平章“一词》、李方《唐西州政府机构的检点制度与值班制度》、孙晓岗《玄照法师求法印度经行路线考》、孙晓丽《王玄策的印度之使及其意义》、刘再聪《迭烈逊考》、周伟洲《再论“昆仑奴”与“僧祗奴”》、张碧波《从文化生成的原生态角度考察西藏高原与中华内陆的历史文化联系》、仁爱君《契丹辽朝与“世界”的经济文化往来》、韩小忙《略论西夏党项民族文化》、李树辉《Sar　 Uj ur—兼论龟兹回鹘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Kahar Barat《Two Identical Features in the Hexi Dialect》、Yang Fuxue《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等，书后还附有“孙修身先生年表”，开列了孙先生的论著目录。

　　作为敦煌学研究基地，冯培红、王兰平《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敦煌学辑刊》2期）从大量的书籍刊物上收集了2000年度敦煌学研究论文，共245篇，专著与论文集90余部，分纪念藏经洞与敦煌学史、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与考古、敦煌宗教、敦煌史地、敦煌语言文学、敦煌文化等多个方面，战线了2000年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水平。戴仁著、陈海涛与刘惠琴译《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敦煌学辑刊》2期）介绍了欧洲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并附有主要论著目录。冈野诚《敦煌藏经洞发见百周年记念国际学术会议に参加して》（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唐代史研究》第4号2001年6月）介绍了2000年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以敦煌文献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

　　耿昇翻译了伯希和所著的《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他还发表《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外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4期）一文，指出伯希和于20世纪初到西域敦煌进行考古探险，获得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物与文献，在西方发展起了一门敦煌西域学，造就了法国几代汉学家，但是，伯希和劫掠和盗窃我国文献文物的行为要永远严厉谴责，而对于他及其弟子们的研究成果应介绍和吸收。叶文玲《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冀青《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敦煌学辑刊》2期）从亚洲考古学史的角度出发，利用作者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发现的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文件等原始档案资料，详细地介绍了1931年发现的吉尔吉特写本，包括该写本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以及在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方广锠《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兼为王冀青先生补白》（《敦煌学辑刊》2期）肯定了王冀青提出的“敦煌学”一词首先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创用。姜红《敦煌资料丛编三种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1期）介绍了《敦煌石室遗书》、《流沙访古记》、《敦煌零拾》等早年刊布的资料书。

　　荣新江《中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刊布简介》（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唐代史研究》第4号2001年6月）介绍了中国各地所藏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以及出版刊布情况。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为资料来源，将这些数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写本，全部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九十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白化文《据原卷逐号详细簿录的力作——评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7期）对方广锠编著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一书做了书论和介绍。江苏古籍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6、7册。申国美编《1900-2001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详细了收罗了上个世纪对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进行研究的论文，是每件文书的重要研究信息。李正宇《〈甘肃藏敦煌文献〉述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6期）介绍了《甘肃藏敦煌文献》。

　　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对其所著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再次做了补遗，补充了多篇新发现的社邑文书，并进行了研究。陆离《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探识》（《文献》2期）对俄藏敦煌本《春秋后语》进行了考察。郭正中《一部失落的北朝算书写本——〈甲种敦煌算书〉研究》（《中国学术》2辑，商务印书馆）研究了北朝时期的《甲种敦煌算书》。吴丽娱《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3期）考察了一件书仪文书。朱大星《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年代及其价值》(《文献》2期)探讨了《文子》写本的写作年代和学术价值。

　　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之第十三章《出土文献概述（下）》（中华书局）介绍了敦煌汉简，第十四章《敦煌文献概述》分以下几个部分：一、敦煌·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二、敦煌石室的发现及文献的流散；三、敦煌文献的目录；四、敦煌文献汇编整理与刊行；五、敦煌文献的内容及价值等五个方面专门介绍了敦煌文献的整体情况。陈国灿《莫高窟北区第47窟新出唐告身文书研究》（《敦煌研究》3期）介绍了莫高窟北区新出土的5件唐代告身文书，并将其中的4片加以缀合，复原成《唐景龙二年　文楚陪戎校尉告身》，另一片为《景龙年以后　文楚告身》，由此确认B47窟为唐代　文楚窟，二告身乃是其附葬品。

　　许建平《敦煌遗书四个残卷的定名》（《文献》3期）考证了P4058V、P4636、P4686（2）、S10441等四件文书的定名。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3期）对安徽省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二娘子家书》进行了考察，认为曾为许承尧收藏，并对该卷为妇女写本的说法做出了否定，而是敦煌文士代书者。马德《浙藏敦煌文献〈子年金光明寺破历〉考略》（《敦煌研究》3期）对浙藏116号敦煌文献《子年金光明寺破历》进行了录文与考察，探讨了有关赤岸窟、工匠雇价、金光明寺与莫高窟之关系等问题。张娜丽《敦煌本〈千字文初探〉析疑——兼述〈千字文〉注本问题》（《敦煌研究》3期）对敦煌本《千字文初探》，并对有关注本问题做了考证，还对邰惠莉录文本进行了补校。于淑健《唐写本〈抄十七地要〉考释》（《敦煌研究》3期）对浙藏072号《抄十七地要》进行了考察，为唐时人抄录《瑜珈史地论》概要的手稿；论文对该写本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并从句读和字词方面对之做了粗浅考释。他的另一篇论文《〈黄仕强传〉校注商补》（《敦煌学辑刊》2期）对戴密微、柴剑虹校注的《黄仕强传》文书进行了重新校补和纠正。屈直敏《敦煌本〈兔园册府〉考辨》（《敦煌研究》3期）对敦煌出土的《兔园策府》的作者、写作年代重新进行考订，认为有可能是众手撰成，但又题一人之名，其成文年代最晚不迟于贞观十七年。杨森《〈辛巳年六月十六日社人于灯司仓贷粟历〉文书之定年》（《敦煌学辑刊》2期）考证了该文书的年代，当为861年。


　　李重申、李金梅、李小唐《敦煌石窟气功钩沉》（《敦煌学辑刊》2期）从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中采集有关资料，从健身、道德、哲理、教育的角度考察了气功。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敦煌研究》3期）认为，莫高窟第465窟壁画中的双身图像不见于传统的藏叉佛教造像体系，作者根据《敦煌艺术叙录》的藏文记音和藏传佛教造像学描述，对壁画中的双身图像进行了初步的辨识。王惠民《敦煌西方净土信仰资料与净土图像研究史》（《敦煌研究》3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西方净土信仰的基本资料和研究史。高启安《从莫高窟壁画看唐五代敦煌人的坐具和饮食坐姿（上）》（《敦煌研究》3期）指出，敦煌壁画中保存了大量种类较多的坐具形象资料，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发展和创新。胡同庆、施寿生《论古代敦煌环保意识基础及其与现代大西北可持续发展之关系》（《敦煌研究》3期）通过敦煌壁画论述佛教宣传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是古代敦煌佛教环保的思想理论基础，认为只有建立在一定思想理论基础上的环保意识，才有利于环保行动和环保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郑勤砚《莫高窟“得眼林”壁画的艺术成就》（《敦煌研究》3期）考察了敦煌壁画中“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的置阵布势、形神刻画和艺术风格等。郑彩霞、秦胜全、汪万福《敦煌莫高窟窟区林地土壤水分的入渗规律》（《敦煌研究》3期）通过测定莫高窟林地土壤水分入渗规律，证明窟区土壤水分入渗率较大，平均可达2mm/min。张宝玺《北凉石塔研究的新奉献——〈北凉石塔〉评介》和李永宁《〈庄浪石窟〉评介》（《敦煌研究》3期）分别介绍了这两本新出的关于石塔和石窟的专著。

　　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3期）认为，西域、敦煌突出的为数相当丰富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是古代回鹘佛教研究的第一手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杨富学还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王永会《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四川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禅宗清规与僧团制度。万毅《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的文本顺序》（《宗教》1期）结合传世典籍中散见的佚文，考证了道教散佚经典《升玄内教经》的卷次顺序，并对两件敦煌文书进行了拼合，从而恢复了这部道教经典。张洪泽《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该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藏》的编纂与道经的传写及经法传授的有关问题意义重大；唐代道经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王承文《古灵宝经与道教早期礼灯科仪和斋坛法式——以敦煌本〈洞玄灵宝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为中心》（《敦煌研究》3期）以敦煌本佚经《洞玄灵宝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为中心，探讨了东晋末年古灵宝经中系统而完整的礼灯科仪和斋坛法式极其所体现的教义思想。林悟殊《高楠氏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真伪存疑》（《文史》2辑）考证辨析了日本人高楠顺次郎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

　　冯培红《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敦煌研究》3期）指出，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中关于中古时代的职官史料极为丰富，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吐蕃占领时期瓜州节度使和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的职官史料都有保存。该文以唐五代藩镇时期的敦煌职官史料为依据，结合唐制，阐述了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对于唐五代藩镇官职研究的价值。森安孝夫《河西归义军节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编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唐代史研究》第4号2001年6月）收集了归义军时期的节度使印并加以编年考证。姜伯勤《唐敦煌城市的礼仪空间》（《文史》2辑）利用敦煌文书的记载考察了敦煌城市结构的礼仪空间。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高启安《唐五代敦煌人的丧葬饮食》（《中国饮食文化研究》1期）。仓修良《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文史》2辑）。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中国学术》2辑，商务印书馆）。孟宪实《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5期）在研究唐朝政府对于民间结社的政策时，也涉及到敦煌出土的社文书。吴丽娱《关于敦煌P.2539V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民族史研究》，第2辑，民族出版社，2001年2月）。关于敦煌悬泉汉简，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编撰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3期）利用敦煌悬泉汉简研究了两汉西域的屯田。赵贞、许瑞源《论吐蕃攻陷凉州及其对灵州、庭州的争夺》（《甘肃民族研究》1期）论述了吐蕃攻陷唐代凉州、灵州、庭州的情况。王继如《伯3303号印度制糖法释读商榷》（《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考释了印度制糖法。


　　敦煌文学与佛教与不解之缘，邵文实《敦煌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敦煌学辑刊》2期）论述了敦煌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之间的关联，从四个方面对其原因做了探讨分析。在敦煌变文研究方面，李小荣《敦煌变文“平”、“侧”、“断”诸音声符号探析》（《敦煌学辑刊》2期）通过对“三位七声”、“声有八口转”、“五会念佛”之音乐含义的具体探讨，揭示了敦煌变文讲唱辞之音声标志“平”、“侧”、“断”等的音乐性质所在，即极可能为印度所传梵呗之汉译，而“经”、“韵”、“吟”等主要指本土音乐。由此可见，佛教音乐是华梵艺术的结合体。他还发表了《论〈目连变文〉的生成与目连戏的流播》（《贵州社会科学》3期）一文。苗昱《〈敦煌变文校注〉录文商榷一则》（《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8期）对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的《佛说阿弥陀讲经文（二）》一则进行了商榷补充。陈明娥《敦煌变文双音新词全面透视》（《敦煌研究》3期）首先对提取的变文双音词进行了历史分类，然后从形式和语义、共时和历时等多个侧面对双音新词的组合和聚合特点进行考察和探讨，试图战士变文双音新词的突出特色和运动轨迹。沈荣森《敦煌词叠字与佛教关系浅探》（《东岳论丛》1期）则探讨了敦煌词叠字与佛教的关系。在敦煌诗与愿文方面，荒见泰史《论敦煌本〈涉道诗〉的作者问题》（《复旦学报》3期）考证了《涉道诗》的作者。柴剑虹《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规范之作——〈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简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6期）对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做了评介。顾关文《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读〈敦煌愿文集〉》（《中国文化研究》3期）评介了黄征、吴伟的《敦煌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