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时期，同学们都无法正常返校，受学校之命，结合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和同学们唠家常式地来说说我的求学、治学之路，或许为大家今后成长有所借鉴。

      我已经年过花甲，应当说已经是学术界的看客，我也接触过很多年过花甲的人，很多人退休之后感叹人生不公，也有人说很多抱负没有实现， 总在抱怨上级不支持、同事不理解，总在说没有机会。我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做过入学教育，我认为做学问能否成功，关键就看能不能吃苦，能否一如既往地坚持从事学术研究和自己认定的事业，切忌半途而废。

（郑炳林教授在蒙古进行学术考察）      

      我的求学之路是艰难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更是坎坷难得的，所以我非常珍惜。一方面，我对生活无所求，相比上大学之前的饥饿与下苦力，现在每天都像是过年。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研究现状又处于一种极度的不满意，不停地处于一种自我检讨的过程之中，生怕因为一丁点的错误而失去机会。所以我的研究之路实际就是一种自由探索的过程。

      做学问，要坚信自己，切忌半途而废。留校初期，我进入研究状态比较慢。当时，部分热心的老师要求我们多读书，把书读完了再写论文。但我在三年中间写不出论文，当时流言蜚语满天飞，各种说法都有，总之说我就不是一块做学问的料。我所跟随的研究室主任就一度上书历史系总支书记，说我不具备学术研究能力，建议将我调整到其它岗位，并要求我给总支书记写万言书，历述我三年来都做了什么工作。我真写了一份三年总结递给书记，总支书记看了后认为我并没有闲着，没有调整我的岗位。

      现在总结起来，当时我主要是研究方法不得当。我最先跟的老师对医学文献感兴趣，让我做医学文献。我从1982年开始用了三年时间看中医学基础知识，《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还辑录大量敦煌医学文献。后来，他突然告诉我不能做医学文献了，因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马继兴先生在做。我一听就傻了，三年功夫白费了，而等到马继兴先生的研究成果出来，才发现他同我们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他以单体药方研究为主进行，而我们是以抄本文献为主进行的文献研究。我明白了，没有坚持，导致失败；轻易放手，前功尽弃。

      发现自己的短板后，我很快调整研究状态。1986年我从复旦大学进修回来后确定研究历史地理，以敦煌地理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当时就有老师说，这个课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让马庸做了，你能做过马庸吗？马庸是研究中亚西域历史大家，的确，我和他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但是到那会儿我就不想轻易放弃，硬着头皮做下去。1989年我的第一部书《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出版了，而马庸先生因生病早早就放弃了这项研究。不久我又开始进行敦煌碑铭赞文书研究，也有朋友提醒我，饶宗颐先生领着一批大腕级人物在研究，你趁早别做了。但是我吸取以前的教训，还是坚持完成了。结果我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和饶宗颐先生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形成优势互补，饶宗颐先生称我的书“有类于元史本证”。从我自己研学路上的点点滴滴，我得出结论：要取得研究中的成功，最关键的是相信自己，切忌半途而废，一定坚持将每件事情做完，画上句号，半途而废一切都等于零。这几年我培养研究生的经验也告诉我，那些不自信，整天换题目的学生很难毕业，因为他们就是不能持之以恒将一件事情做完。

      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我的研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我刚刚进入研究状态时，逢上经商高潮，当时几乎是全民经商，教师挣不来钱，被人看不起，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小商小贩子面前都不敢提自己是教师，连摆地摊的老太太都斜眼看你。那个年代教师放弃职业下海是一种时髦，南京某大学老师不当教师在校门口摆地摊，被学界传为佳话。当时历史系为此还准备在衡山堂五楼阳台上养金鱼赚钱，现在一分部大门口东侧一排商铺就是当时历史系集资建设的。我的家里亲戚们也隔三差五来游说我去摆个地摊，改变一下生活窘境。而我仍然我行我素，上课、看书、写文章、睡觉。所以亲戚们就说，不是看我坐着，就是看我睡着。好在老婆没有多少言语，只要锅里不缺米，我就不会去下海。就是在这种坚持下，我完成了前两部书的撰写，破格晋升副教授，又破格晋升教授，就是得益于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记得我1992年晋升上副教授，研究室主任让我去下海，说做研究没有意思，他同兰州高新区主任成立了个西北开发研究所，让我去想办法挣钱，被我决绝地拒绝了。1995年我评上教授之后他再没有提这件事，偶尔酒后感叹我没有听他的话下海经商，很遗憾我没有成为一个光彩耀人的商人。我很客气地回答他说，我要听您的话，您不一定见到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一定会看到一个落魄文人，兰州大学会少一个敦煌学专家，而兰州街道上会多一个摆摊卖卦的算命先生。

      应当说，正是因为我能够抵挡住各种诱惑，所以才成就了我今天的一切。1996年我获批主持国家九五规划项目归义军史研究，经费7万元，那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项目。而后成果不断，到目前主持了20多项国家基金项目，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主编著作10余部，主编丛书20余种。我一直在想，没有当时的坚持、努力和决心，哪来这以后的发展。所以青年学生们，你们想成为一个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就得坚持不懈地努力，久久为功。

      1998年我开始接触行政工作，两年后由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申报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辞去系里行政工作专门从事基地管理与研究。虽然很忙，但是科研还是我唯一的工作，没有时间就挤出时间，科研一直没有落下来。这些工作锻炼使我能很快进入研究状态和睡眠状态，我可以前一分钟还在处理工作实务，后一分钟已经进入研究状态。上一句还在和人谈话，下一句很可能就进入梦乡了。2000年以后虽然不再担任系里行政工作，研究所的繁重事务还是很费时间的，而且得事必躬亲。2013年再次担任历史学院院长，人多事繁，会议又多，但是并没有因为院里行政事务而耽误研究所的工作，也并没有因为这些行政事务而耽误研究工作，我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130万字和《敦煌碑铭赞研究》50万字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前者已经出版而后者还在撰写中。只要持之以恒，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和逾越不了的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虽将我们暂时隔离，使你们不能及时回到课堂，但这并不能阻断你们求知的长路。出不了门，那就闭关学习，集中精力完成一些以前没有时间进行的研究和课程学习，既能还旧账，还能谋新篇，两全其美。相信疫情之后，你们重返兰州大学，必会在满园春色中发现自己是如此的焕然一新，生活是如此的生机勃勃。

     （作者简介：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敦煌与西域文明研究院院长，萃英学者一级教授，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评议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学科专家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