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敦煌考察调研期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向总书记详细汇报了中国敦煌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进展。

      这是郑炳林第二次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成果。2009年6月，兰州大学100周年校庆前夕，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视察兰州大学。“要抓住文科发展、学术发展的机会，把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时至今日，郑炳林仍对总书记的这句话印象深刻。

      “跟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见面给我的启发是，既然做了敦煌学研究，就要把它做大、做强、做深入，才能不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郑炳林说。

      这份信心和底气，来源于郑炳林对敦煌学的执着和坚守。四十年来，以郑炳林为代表的敦煌学研究工作者，坐在冷板凳上，拿着放大镜，利用缩微胶卷，推出了一部又一部敦煌学力著，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牢牢掌握了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

      把研究好敦煌当成历史使命

      1900年藏经洞开启，数以万计的文物重见天日，正是这批资料揭开了中国历史的种种谜团，被誉为20 世纪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由于当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藏经洞的国宝被列强瓜分，前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敦煌学产生伊始就伴随着民族血泪。因资料占有之便利，海外敦煌学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1981年毕业之际，兰州大学历史系领导征求郑炳林的意见——是否愿意留校任教，开展敦煌学研究，郑炳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敦煌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我们有责任把这门学科建设好、发展好。”郑炳林说。

      如何才能建设好、发展好敦煌学？郑炳林首先把目光聚焦在图书资料建设上，“图书对于文科来说就是实验室，这是快速赶超国外水平、抓住学术前沿的重要手段。”于是，他利用外出交流的机会，走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海外学术书店。为了节省邮寄费用，他在外地购买的图书几乎都是背回兰州，不知道用坏了多少个行李箱。

      “背回来的图书馆”也成为一段佳话。很快，兰州大学就成为国内较早拥有各国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纸版图书的单位，这里是国内外屈指可数的信息资料中心，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为扭转敦煌学研究的窘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图书资料完备，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进入快车道——中国大陆首家敦煌学专业刊物《敦煌学辑刊》在此创办；1999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敦煌学研究所，入选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全国唯一以“敦煌学”命名的重点研究基地。

      40年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如今，该基地已拥有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备的敦煌学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国乃至世界输送了大量敦煌学专业人才。

      2019年8月，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回想起当时汇报工作的场景，郑炳林仍激动不已。

      冷门绝学研究就得甘坐冷板凳

      20世纪80年代，各国藏敦煌文书还没有完全公布，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十分有限，仅有从国外拍回来的缩微胶卷和黄永武编的《敦煌宝藏》。两者尺寸大小有限，图版模糊，释读不易。

      郑炳林一头钻进敦煌“故纸堆”，一卷一卷地翻检，一个字一个字地释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孜孜矻矻，锲而不舍。20世纪90年代，全民经商的浪潮席卷而来，“下海”成为时髦。同学拉着他下海经商，他笑着说：“我还是适合坐在冷板凳上。”他的一部部成名作也正是在“下海”浪潮冲击下完成的。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对“沙州、伊州、西州地区残地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等文书做了系统的整理和详尽的注疏，这些文书中的多数既不被古代书目所著录，也不为他人征引，这本书将散佚的古代文书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和及时抢救，极大地方便了学界的利用，对促进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和古代方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敦煌本梦书校录研究》被学界认为是“梦书类文书研究的集大成者”，书中鲜明地提出了“行为决定论”“多解与归一法”观点，精准地概括了古代敦煌解梦的行为特点和占卜方法。

      而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130万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郑炳林辑录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敦煌文书中的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被国学大师饶宗颐赞誉为“有类于《元史本证》”。他的治学路径，既有对老一辈知识分子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也有新时代的开拓与创新，在西北历史地理，特别是敦煌学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上，充分体现了我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他经常说，我们比前人幸运，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比前人更多的敦煌文书，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绝对不能错失这样的大好机会，扭转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尴尬局面的时机就在我们面前，如果失之交臂，将追悔莫及。

      牢牢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

      敦煌学研究的突破点在哪里？郑炳林心里非常清楚，发展敦煌学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积极和国外学术界交流。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日本、法国等先后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学者和显著的成果，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国内则很难见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语言隔阂，学界利用不便。

      为了改善国内学界研究的状况，郑炳林组织翻译并出版了“法国汉学研究丛书”“国际敦煌学研究文库（日本卷）”。同时，为了能够将我国优秀的成果推介到国外，展示我国学术研究的水平，郑炳林组织力量将我国港澳台学者的论文集合出版了“港台敦煌学文库”100卷，并集结国内一流的敦煌学者出版了“讲座敦煌书系”“敦煌学家自选集”等丛书。这些论著是中国敦煌学者在国际上的集体发声，是中国学术视野和格局的体现，在敦煌归义军、碑铭赞、写本藏经、石窟艺术等方面构建了中国学术问题的话语权。

      在新时代，经历百年的敦煌学，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郑炳林提出“西出东进”的策略。在郑炳林看来，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学研究也必须置于丝绸之路时空框架之中，“东进”就是要从长安、洛阳的文化中寻找敦煌文化的根源，“西出”主要是指古代西域地区的研究，进而扩展到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这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短板。

      为此，他组织团队在原来敦煌文献、石窟艺术和敦煌史地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开始向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进军，通过不断集合回鹘文、梵文、古藏文等方面的专家开展研究，这支年轻的团队近年先后获批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其中1项获得滚动支持。

      2018年，在结束蒙古国一处碑刻考察，返回营地的路上，越野车突然失控，翻滚360度，车体严重受损，郑炳林腿部遭受重创，让人疼痛难忍。但是他从压扁的车厢脱困后，简单做了一下包扎就继续出发。

      那年，他已经62岁。丝绸之路三千里，在他的心中，前方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更多的遗迹有待发掘。

      构筑起敦煌学研究的人才高地

      敦煌文化是一个巨大宝藏，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如何把敦煌文化传承好，弘扬好？就是敦煌学者所要解决的问题。青年学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讲好敦煌故事，传播敦煌文化，就要在他们的心田埋下一颗种子。

      在兰州大学榆中校区，有一门本科生选修课常年爆满，这就是“敦煌学前沿研究概述”。三个小时的讲授，时间不长，但对于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来说，也不轻松。在上课之前，郑炳林通常闭门备课，一丝不苟地撰写讲稿，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不断修订PPT内容。为了精准阐述一个知识点，有时候他会花费几天乃至几个月的时间查找资料。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沉重的工作，但是郑炳林很高兴，通过这门课，让更多的本科学生接触了敦煌学，加深了对敦煌文化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这门课，许多本科生学习敦煌学的兴趣被点燃，一步步成长为敦煌学研究人员，其中就包括教学科研团队中的张善庆、赵青山、吴炯炯等人。2012年，“敦煌学前沿研究概述”课程入选省级精品课程，以郑炳林为负责人的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教学团队，获批为省级教学团队；2016年，再度入选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每当一年的毕业季过去，郑炳林都会更新研究所毕业硕士博士名录，这份从个位数到两位数、再到三位数的名单，见证了敦煌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在这所中国西部重点部属双一流高校渐行渐优。如今，兰州大学作为中国敦煌学专业人才培养高地逐渐形成，一批敦煌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已经在敦煌学界崭露头角。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沙武田，主要从事丝绸之路艺术考古研究，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获得“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维忠，从事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四批领军人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军，主要利用敦煌文献等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唐宋之际河西地区政治形态演变的历史面貌，有助于学术界更为准确地把握该时期河西历史的发展脉络，被评为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在敦煌汉藏文数术文献整理与比较研究成果卓著，入选甘肃省飞天学者……

      敦煌在中国，也属于世界。敦煌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力也在不断加强，郑炳林前后接收亚、欧、美等海外留学生三十余人次。经过数年的成长，他们已成为本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一位留学生徐勇，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韩国同德女子大学，现兼任韩国敦煌学学会会长。此外，日本留学生回国供职于横滨美术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白鹤美术馆等科研院所，已经成为日本敦煌学界的佼佼者。

      一辈子，一件事，一世情，大概就是郑炳林数十年如一日上下求索的写照。四十年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从郑炳林手中接过敦煌研究的接力棒，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继承学术报国的爱国情怀，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征程中贡献着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