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敦煌向世界解开了神秘的面纱后，众多外国学者来到敦煌开展探险和研究工作，无意中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敦煌学。

    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一片空白，使得国际上渐渐产生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说法。

      采访嘉宾介绍：董华锋，男，1982年生，2010年在兰州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同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董华锋主要从事佛教考古、敦煌学、出土碑志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近年来，持续主持或参与多项石窟寺、馆藏佛教文物调查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四川省社科重大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著作3部，在《考古》、《文物》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相关教学、科研成果荣获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求学兰大

      董老师与兰大结缘在21年前，于2001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当时称历史系）是榆中校区的第一级学生，2005年进入敦煌学研究所学习，直至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就到四川大学参加工作。

      兰州大学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敦煌学研究小组，是中国最早开展敦煌学研究的高校之一。董老师认为，在兰大研究敦煌学的优势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这里无法一一详述。

      但董老师尤其强调，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是敦煌学人才培养的高地，是学生学习、治学的绝佳之选：“我本身就是这一优势的众多受益者中的一员，我接受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参与的第一项田野考古调查工作、主持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还有很多个第一，都是在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完成的，那里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

      除此之外，董老师告诉我们，兰大的敦煌学研究的另一个优势是拥有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平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所拥有一流的研究团队，有最为完备的敦煌学图书资料，有国内最早创办的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敦煌学辑刊》，近年来，兰大的敦煌学研究又进入了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

      石窟——历史的百科全书

      石窟，是“石窟寺”的简称，是开凿在河畔山崖上的佛教寺院。董老师强调说：“作为我们国家保存在地面上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别，石窟的重要价值已经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重视。”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2020年5月11日，总书记又考察了大同云冈石窟，2020年11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后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董老师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基本摸清了全国石窟的家底，共有5986处。这是非常庞大的一笔文化遗产。”

      石窟艺术与佛教密切关联，因此，佛教文化无疑是石窟最主要的内涵，很多人甚至将“石窟艺术”称作“佛教艺术”。但这类文化遗产的意义绝不限于此，其内容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对此，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早已有精辟的论述。毫不夸张地说，石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这应该是以后石窟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向之一。

      深耕西南石窟

      董老师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西南石窟。提起石窟，可能大家最先想起的是敦煌石窟，敦煌石窟与西南石窟有区别，但更有关联。“敦煌石窟”是一个石窟群的概念，主要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五处石窟。而“西南石窟”从空间上讲，应该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等五省市区范围内的石窟。

      按照中国石窟考古创建者宿白先生的意见，全国的石窟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藏地区等四大地区。“西南石窟”与这里所说的“南方地区”“西藏地区”两大地区都有交叉。到四川大学以后，董老师的工作重点做了些调整，以川渝地区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佛教遗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董老师对于川渝石窟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和说明。董老师解释说:“敦煌石窟和川渝石窟在地理位置、延续时间、文化内涵等很多方面都有区别。但二者的联系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2018年，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四川大学博物馆曾联合举办“华戎交汇 丝路华章——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配合这个展览，董老师做过一个讲座《天府之国与丝路敦煌: 跨越千年的文化交流》。在此次讲座中，董老师的基本观点是，敦煌石窟多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面貌均展现出与四川地区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角度出发，近年来董老师做了一个系列的专题研究，涉及阿育王像、八大菩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佛顶尊胜陀罗尼等题材。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敦煌石窟和川渝石窟虽有区别，但关联密切；对这两个区域的石窟进行充分的比对、整合，是将二者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可行之道。”中国的敦煌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在新时代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具体到敦煌石窟研究如何实现转型，“跳出敦煌来看敦煌”或许是一个可能的方向，而这一方向中，川渝石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西南石窟的研究现状

      董老师告诉我们：“川渝地区是中国石窟的重要分布区域。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个区域石窟的认识仅限于大足宝顶山、北山、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南龛等少数几个规模较大的地点。”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显示，四川省范围内现存石窟寺及摩崖造像2134处，重庆市716处，川渝地区合计2850处，从数量上讲，占全国的47.6%，近一半。

      董老师强调说，面对如此海量的石窟，目前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其中主要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基础资料的调查整理还不够，很多重要的石窟没有规范、可靠的考古报告；二是与石窟相关的窟前遗址调查、发掘还没有很好地展开，人们的认识还处在“知窟不知寺”的阶段。“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是川渝石窟所具有的，很大意义上，也是全国石窟要面对的。”

      幸运的是，现在社会各界都很重视石窟，特别是很多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院）设立了专门的石窟考古机构或团队，例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增挂了“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牌子，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也新设了石窟考古中心，此外，多所高校逐步建立起了石窟考古教研团队，增设招生方向，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这一方向的硕士、博士。整体而言，石窟考古的研究环境已在逐步改善，董老师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董老师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接触石窟的。从跟随老师们学习，到尝试独立进行探索，再到现在指导学生，和他们一起研究，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后，董老师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品质是同学们普遍较难达到的，但却是静心研究所必备的。

      董老师认为，同学们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越来越好了，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也都在不断提升。这个时候就更要努力树立远大的志向，拒绝“躺平”，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勇担学术研究重任，在学术研究的浪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接着，董老师提出学术研究必备的第二种品质——刻苦努力的精神。这是兰大人的特质，更是学术研究的关键品质。现在国家特别提倡创新，但对于同学们来讲，首先要沉下心来，刻苦努力打好基础，勤于动手，勤于思考，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真正有所创新。董老师告诉我们，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提出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和年代学”是用来分析时间、地点、人物的工具，“目录学”是搜集史料的门径。这“四把钥匙”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是同学们首先需要打好的基础。

      此外，董老师强调，同学们要建立真正的自信。兰大地处西北，相当一段时间内，同学们的自信心不足。针对这一点，董老师说：“实际上，我们兰大很多学科的师资是一流的，学术水准是一流的，只要我们的同学肯下功夫，脚踏实地地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取得受人尊重的学术成果。”

      最后，董老师希望有兴趣或者已经加入敦煌学相关研究的同学们能够坚定走下去：“敦煌学研究大有可为，敦煌学研究其乐无穷，期待更多同学加入敦煌学研究队伍！”（图文来源：兰州大学萃英在线“研学在丝路”网络文化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