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林兄与我既是同乡，又是兰大历史系七七级同班同组同宿舍的同学。他长我一岁，当年毕业分配心绪不爽，怕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亲自把我护送到西农报到，然后才回家。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四十多年前他送我到西农报到，四十多年后我邀他回来做报告，这应是深厚的兄弟情谊表达。

    兰州大学的历史学科，实际上在我们读书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比较辉煌的时期。当时的兰州大学，大家感觉到能够做出一些成绩来的地方，当是汉简、敦煌学、民族学三个领域。我们也比较系统地随段文杰、杨建新、马曼丽、周丕显、薛英群先生学习了相关课程，并试图由此施展拳脚做出一番成绩，以彰显兰大的史学特色。但是后来的汉简研究没有坚持下来，唯敦煌学和民族学异军突起，成长为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说实话，民族学得益于杨、马二师及后续团队的开拓与接力；而兰大敦煌学能有今天的地位与声望，在某种程度上则全有赖于郑兄的一己之力。

    郑兄个人在敦煌学研究上的成就，我不准备多说了。前天晚上诸师友在西大聚谈时，有人说，我们这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后来逐渐读了硕士、博士，但座中有一个人始终就是个学士。然而人家的学术成就与培养的人才，却不在诸君之下。大家笑称只需学士前面加个“大”字就行了，也就是“大学士”。郑兄荣膺大学士衔，当之无愧。

    我想讲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敦煌学的学科体制性建设，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郑炳林，他的努力完全可以用艰苦卓绝来形容。郑兄曾对我说及过留校后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困惑、彷徨与无助；在学科点申报奔波、交涉过程遭受到的冷遇与屈辱，听后为之泪目。此前虽大有研究敦煌之人，但多属个体与自发的学术行为。设立学科点、组织专门的研究机构、推进学科体制化建设，让敦煌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形成比较完善的体制与机制，当是从老郑开始的，这一贡献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应该是大写的。

    关于敦煌学研究，很长一段时间是侧重于藏经洞里那些东西的研究。老郑这几年事情干大了、视野也放开了，他认为敦煌学如果仅仅是对藏经洞那些东西的研究，那是狭义的敦煌学。他认为从更大视野来看，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以及刚才讲的汉简，也应归入到敦煌学的研究范畴之内。由此他提出一个广义的敦煌学概念，把敦煌学研究纳入一个长时段、多文明（交汇）、大范围之下，这是远见卓识，当今有这样一种学术视野的人不是太多了。

    郑用他多半生的努力，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认识与评价。我们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羞辱事情，那就是日本的藤枝晃来兰州大学做报告时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可以想象一下，日本人到敦煌的所在地甘肃省说出这样话头，让中国学者尤其是兰大搞历史的情何以堪！我不知道郑兄最后是怎样切入敦煌学的，我估计可能是带着一种民族责任感的。他对敦煌学的一重要贡献，就是他让人们认识并且也做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按理说学术做到这样一个地步，实际上也就相当不容易、也就足够了。但是他现在又提出“世界的敦煌学，人类的敦煌学”。这样的认识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升华，没有把敦煌文化（物）看成只是中国的宝藏，而视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此外，他对敦煌学的研究具有一个战略性的布局，提出敦煌学的“东进西出”战略。所谓的东进，是指如果要做敦煌石窟、敦煌佛经、敦煌文物等一系列的研究的话，那么陇东石窟要研究、云冈石窟要研究、龙门石窟要研究，甚至青州的佛教造像等都应该研究。可以说几乎是沿着黄河流域顺流而下，如果再加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说就是对全中国的“东进”。然后再讲“西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存下来的佛教，实际上更多是中国佛教，除了南亚可能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佛教之外，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佛教是从西边传进来的，我们现在的反向追溯既是自身研究深入的需要，同时也呼应了古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郑兄的心性不小呀。他已经不囿于个人的学术成果，而着眼于整体或战略布局，意境已经有了很高的升华，这个升华可以说是中国的敦煌学之大幸。

    关于今天的报告，郑老师说是我指定的题目，实际上郑可以做的报告很多，我也不敢指定。但是，郑兄的文章我是经常读的，有几篇重要的文字我感觉都和农业、农业历史相关。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身份烙印与学术经历间的关系。郑老师和我一样当过农民、放过牛羊，当过拖拉机手。他刚才说他不懂农业、不懂农业史。实际上农业那些事儿，是逃不出他的法眼的。早年的农业经历，在他的学术研究与认识和理解中随时都有所表达体现。我也是研究农史的，刚来工作时，负面情绪很大。但后来发现，这恐怕是冥冥之中一种宿命的安排。辛树帜一生办了两个大学，让我到兰州大学去学习历史，然后到西农来研究农业。让我这样一个比较愚钝的人，还能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点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与历史的结合与交叉。

    第二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郑老师说他早期的研究是从唐五代开始的，但是，2019年，他已经过了六十岁，又用数年时间悬泉汉简，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了文章，这是需要多么大的耐性与毅力。使他的学术领域由敦煌学、唐五代，又拓展转移到了两汉历史的研究。人在年轻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大跨度的转移是不难的，但是到了这个年龄，还能做这样一个大跨度的转移的，可以想象他会遇到多大的难度，但这就是做学问的“笨功夫”。

    第三个，郑老师今天的这个报告，让我感觉到敦煌学应该有农史研究的进入，这会使你们的研究更加活泛起来。我们过去只讲丝绸贸易、茶叶贸易，却未注意到牛、马、驴、草等本身也存在贸易问题。听报告时，我甚至想到历史时期的双边交往，是否存在类似走私的情形？郑老师在报告中注意到引进的都是公马，这实际上就是农业科技交流里的种质资源问题。种质资源的引进，对于中国畜牧业所起的作用和贡献，应该怎么去评价？我们如果用农史的视角，如果能研究到郑兄这样一个细致深入的程度，一定会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学校和兰州大学都有草业学院。郑兄在报告中提到苜蓿作为牧草的引进以及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广泛种植，这在驿使络绎的汉唐时代解决了多大的草料供应问题呀。实际上，苜蓿传到关中后，对内地农作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农牧轮作体系。苜蓿嫩时是时鲜蔬菜，长成是优质牧草，又是关键的倒茬肥田作物。那么中国的草业史，是不是可以循着郑老师的思路进一步深入探讨呢？

    郑兄这个一级教授，我看应该是实至名归。这是我与郑兄在各自学术岗位上工作数十年之后，作为一个与谈人对他的一个认知与评价，公允与否且待评说。感谢郑兄与各位同学。（202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