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日至3日，由甘肃省博物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隆重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8月1日，会议在甘肃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开幕，开幕式由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廖北远先生主持，廖先生首先介绍了莅临嘉宾和会议议程，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专员杜晓帆先生、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春雨先生、日本秋田县教育委员会教育长根岸均先生、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杨惠福先生分别致辞。在致辞中，诸位先生对“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对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为弘扬丝绸之路文化所做的工作表示欣慰与感谢。
    开幕式之后，紧接着进行学术报告。在会议召开期间共举行了四场学术报告，11位来自中国、日本的著名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第一场学术报告由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研究员主持，报告人与报告题目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党委书记侯世新研究员《丝绸之路的使者——西域胡人略论》；日本神户大学百桥明穗教授《敦煌的净土变与日本的净土园》；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兰州与丝绸之路东段的五条干道》。第二场学术报告由河南博物院院长张文军研究员主持，报告人与报告题目分别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教授《玄奘三藏请来佛像的意义》；福建博物院院长杨琮研究员《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甘肃省简牍研究中心主任张德芳研究员《汉简与丝绸之路》。第三场学术报告由河北博物馆馆长谷同伟研究员主持，报告人与报告题目分别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齐陈骏教授《丝绸之路记略》；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水涛教授《新疆史前考古的新进展》；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何双全研究员《悬泉置对丝路考古的贡献》。第四场学术报告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研究员主持，报告人与报告题目分别是：南开大学文物博物馆学系主任刘毅教授《明代肃王与肃藩陵墓》；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副研究员《马家源战国墓葬和秦汉时期六盘山地区丝绸之路交通研究》。学术报告结束后，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做总评，郑炳林教授高度评价了此次会议论文的质量高、思路新、涉及范围广，涉及到整个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从中原到河西再到西域乃至中亚，足矣展现了当今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发展壮大与日趋完善。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俄军研究员则就赴天水考察做了详尽的说明。8月2日，中午，诸位专家学者乘车赴天水考察麦积山石窟、张家川战国时代贵族墓、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本次会议以“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下面就以“丝绸之路学”、“敦煌学”、“吐鲁番学”、“河西史地研究”、“西夏学”为切入点，对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做扼要介绍。
    有关“丝绸之路学”的论文有侯世新《丝绸之路的使者——西域胡人略论》，作者将西域胡人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贡献做了阐释，这些游走在丝路上的西域胡人把中国的丝绸与文化带到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罗马、大食、波斯的物产与文化也经他们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些西域胡人无疑就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信使。李并成《兰州与丝绸之路东段的五条干道》一文则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史料研究发现，丝绸之路在兰州附近不仅仅是“山结”，也是“水结”，自然更是“路结”所系之地。沿着山脉和河谷而行的丝绸之路东段的五条干道，即“秦陇南道”、“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大斗拔谷道”、“洪池岭（乌鞘岭）道”，皆在兰州附近相聚。张德芳《汉简与丝绸之路》一文则以甘肃出土的汉简为基础，就其所记载的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信息展开讨论，数量巨大的汉简成为研究汉代丝绸之路的鸿宝。何双全《悬泉置对丝路考古的贡献》一文则从微观上对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做研究，印证了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存在和走向以及具体路线之间的里程。居延汉简里有“驿置道里簿”，里面记载着从西安到张掖的驿置。两条简连在一起，就能发现汉代邮路是怎么从西安走到敦煌的。这样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丝绸之路从西安到新疆的主要路线。李永平《马家源战国墓葬和秦汉时期六盘山地区丝绸之路交通研究》一文对马家源战国墓葬做了详尽研究，从中整理出了秦汉时期宁夏六盘山地区丝绸之路支线的存在和使用情况。齐陈骏先生《丝绸之路记略》一文是先生八十年代对丝绸之路实地考察之后的心得，是先生几十年从事丝路学、敦煌学、西北史地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杨琮《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文主要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丝路研究的新方向，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是中国陶瓷销往海外，西方的香药输入中国的主干道，其重要性不亚于路上丝绸之路，在路上丝路研究之外，海上丝路研究亦不可忽视。
    有关“敦煌学”的论文有百桥明穗《敦煌的净土变与日本的净土园》，作者在考察长安、洛阳、敦煌、西域等地的净土变图像之后，发现敦煌净土变图像以唐代为中心，几乎贯穿了敦煌莫高窟唐之后的所有年代，从唐到宋、西夏，历史的变迁并没有终止人们对于阿弥陀佛及阿弥陀西方净土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不断被人们接受、朝拜，并成为世界灿烂文化里面独特的一支。王晶波《敦煌学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一文主要介绍了敦煌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起伏变化密切相联。可以说，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学的发展受到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制约与影响，中国现代学术格局也常因敦煌学的新发现而改观。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试经与考课制度研究》一文主要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设置的专门机构试部进行考察，试部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都司管辖下的一个专门机构，职能是秉承都僧统的旨意，监督各个僧尼业务修行进度及其效果如何。作者以此为中心考察佛教教团的考课制度，进而发现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寺院办学、教授生徒，已经将唐代学校教育的一套制度使用到了寺院之中，也就是说将学校考课生徒的制度直接引用到寺院之中，用于考课僧尼修习佛经的过程。马格霞《从敦煌文献看敦煌禅宗修持的世俗性》一文主要对敦煌禅宗修持中的世俗性进行考察，禅宗追求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但在群众宣传过程中采用变文、曲子词、诗歌等宣传形式，从这些不同的宣传形式可以看出敦煌禅宗修持具有的显著的世俗性。
    祈晓庆《晚唐五代敦煌粟特居民结社问题研究》一文以敦煌敦煌社邑文书为基础，并从其中占比例最高的社司转帖类文书及所附人名来研究粟特人结社问题的相关信息。山本孝子《侯侍郎直谏表与书仪－Дx.01698简介－》一文对敦煌写本Дx.01698进行了初步考察，探索该写本的特性。Дx.01698之中保存有《侯侍郎直谏表》以及《谢酒饭状》、《贺冬》，唐代佚文《侯侍郎直谏表》与一般书札范文写在一件写本上，这是其他书仪写本中所不见的特例，对考察书仪的源流演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赵青山《略论敦煌契约中的“悔约条款”》一文主要对敦煌契约中经常提到“一定已后不准休悔”、“准法不悔”、“准格不悔”等悔约条款进行研究，探讨了敦煌契约中悔约条款的特点、适用范围，悔约责任形式、惩罚力度、惩罚标的物及其实质等方面问题。孔令梅《隋宋间敦煌令狐氏与佛教述论》一文则对敦煌大族令狐氏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唐宋敦煌令狐氏不少人出家入佛，且有不少人在僧界担任中下层僧官，令狐氏是敦煌佛教发展的重要力量。王使臻《敦煌文献P．3016V〈某乙致令公状〉考述》一文对敦煌文献P．3016V中一件抄写的《某乙致令公状》进行了考述，认为它是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写给朔方节度使韩洙的状稿的抄件。赵晓芳《两件甘藏敦煌文书释录》一文则对甘肃省敦煌研究院藏的两件元代文书——《元至正廿四年（公元1364年）马哈麻借羊毛契》、《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永昌税使司契尾》进行重新录文，并结合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出土文书，探讨部分词语的含义。
    张善庆《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降魔变地神图像》一文将敦煌降魔变的发展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中晚唐五代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地神证言这一情节。作者以地神图像为线索，分别从佛教经典、图像以及区域文化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考量，认为降魔变的这一发展乃是由于受到于阗粉本的影响所致。郝二旭《敦煌曲辕犁新考》一文则对在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有着里程碑式重大意义的莫高窟445窟中的曲辕犁进行研究，就其真实性和昙花一现的原因作讨论，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论证了敦煌曲辕犁的真实性并探讨了其昙花一现的原因。王新春《毕尔格•布林的敦煌西千佛洞调查》一文对首位考察敦煌西千佛洞并撰写考察报告的西方学者毕尔格•布林做了研究，其《敦煌西千佛洞新探》对西千佛洞的地理环境、石窟内容、石窟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些成果成为西千佛洞最早的历史档案，为研究西千佛洞不可或缺的材料。刘全波《罗振玉刊布敦煌遗书考论》一文对罗振玉致力于敦煌遗书的整理刊布进行考论，弄清了罗氏刊布敦煌遗书的时间、版本以及后人翻拍、影印罗氏所刊敦煌遗书的诸版本，还原出一个清晰的罗氏刊书史。寇凤凯《敦煌本〈诸经要略妙义〉的文献学考察》一文对出现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至中唐安史之乱之间的P.2467号《诸经要略妙义》进行文献学考察，《诸经要略妙义》的编纂者对道教经典进行摘抄，故保存了许多现今道藏或者其它敦煌文书中所没有的经文，具有较大的辑佚价值。
    有关“吐鲁番学”的论文主要有水涛《新疆史前考古的新进展》，作者通过大量考古资料来说明新疆其实很早以前就是人类生息繁衍之所，并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重要地点，古人类遗留下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公元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外考古学家陆续对新疆各地的史前遗址文物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和整理调查，特别是关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诸遗址出土文物的新探索，吐鲁番盆地史前考古文化的新发现等使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逐步清晰。但由于新疆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得新疆史前时期诸多问题迄今众说纷纭，特别是很多理论概念问题依然未有定论。因此，新疆史前考古年代学、新疆史前的种族和民族、新疆史前的冶金考古以及新疆周边地区考古的新发现和新探索等学术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杨洁《萨珊银币非吐鲁番银钱再论》一文对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进行研究，对一些学者认为的吐鲁番墓葬群中出土的萨珊银币就是当地的流通货币银钱的观点进行辨正。作者认为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与萨珊银币存在年代上的差异，与开元通宝的比值各不相同，史料记载的不确定性以及受萨珊银币流入数量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可以推断吐鲁番地区流通的银钱并不是波斯萨珊银币。
    有关“河西史地”的论文有郑炳林先生《晚唐五代宋初河西地区羌胡交往考》，先生认为晚唐五代宋初河西走廊民族迁徙交往呈现频繁状态，特别是南北交往最为频繁。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军事力量的加强，羌胡交往稍有控制，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的范围缩小，力量减弱，玉门军以东由回鹘、达怛、嗢末控制，建立很多小的区域政权，羌胡交往频繁，在敦煌出土文献及其历史文献资料中留下丰富的记载。先生就此时期河西走廊地区民族迁徙交往呈现出频繁状态进行研究，揭示出这个时期羌胡南北交往的路线和程度。刘毅《明代肃王与肃藩陵墓》一文则对明代肃王及位于榆中县的肃藩陵墓进行考察，就其陵墓形制以及其出土文物进行了分析研究。屈直敏《佚名著〈西河旧事〉辑考》一文对《西河旧事》一书的作者、成书年代进行了考察，并对所存佚文进行了考证、校释。作者指正了《西河旧事》樊文深撰的错误，并认为此书的撰成时间当在351-522年之间。夏春峰《〈西游记〉图像在甘肃河西地区流布研究——从佛理角度论取经人物》一文以图像和西游记人物切入，尝试性地对河西地区佛教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解读，进而透视佛教在中国的多元表现。作者认为河西地区作为中国佛教较早开始传入的地区，在用图像解读佛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很多佛教寺院包括石窟，都绘制有和唐僧取经有关的人物图像，构成了河西地区佛教的一大特色。
    有关于“西夏学”的论文有段玉泉《西夏五明显密国师口拶也阿难捺补考》一文，作者对多次出现在西夏文献中的五明显密国师口拶也阿难捺进行了考证，认为五明显密国师口拶也阿难捺在文献翻译过程中承担“传”或“证义”的职责，而在藏文文献中也保存了多部由他创作、翻译或校订的作品，他还有可能就是古印度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在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的翻译过程中，他主要负责着由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是相当一部分佛教作品梵译的领导者。王晓晖《黑城所出北元文书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利用黑城所出元代文书研究北元初期（尤其是1369－1372年）历史，并将其中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整理出来，以探讨亦集乃、肃州分省问题和亦集乃路统治衰微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表现，并对宣光二年为中心的甘肃亦集乃路大事做一列举，以补史书之缺憾。
    此外，肥田路美《玄奘三藏请来佛像的意义》一文对玄奘自天竺请来的佛像进行了研究，由于玄奘大师显赫的身份以及与李唐王朝的密切关系，使得玄奘大师请来的佛像在都城乃至都城以外的很多地方流传起来，深远影响到中国乃至周边地区佛像粉本的流布。董华锋《试论北魏陇东的八面体中心塔柱》一文则主要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揭示了地处陇东的庆阳楼底村一号窟与泾川王母宫石窟八面体中心塔柱与北凉石塔的渊源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北凉石塔所表现出来的八面体造像与八卦、方位的关系，对庆阳楼底村一号窟与泾川王母宫石窟八面体中心塔柱各面造像进行了定名。马洪菊《叶昌炽与甘肃金石学研究》一文介绍了金石学家叶昌炽于1902年至1906年出任甘肃学政期间，勤力搜罗甘肃金石资料，尽心研究，大大推进了甘肃金石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张军胜《试论专制体制对皇族的负面影响——主要以唐皇子的结局为例证》一文主要以历史上有较多的皇子被诛杀为例，分析了专制体制对皇族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皇子对储位的争夺、君主对皇子的猜忌以及政权的更迭是导致皇子悲剧性结局的直接原因，而专制权力的过度集中和终身世袭，则又是这些原因得以产生的根源。张园园《〈夷坚志〉所见道教医学》一文对《夷坚志》所见道教医学故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夷坚志》既有以医药、针灸、按摩等医药为核心的治疗，也有以道教道术为主的驱邪祟愈疾的救助，在道教思想的理论框架内丰富发展了医学。唐尚书《汉唐西北农牧分界线变迁原因研究综述》一文则对汉代农牧分界线、唐代农牧分界线及其变迁原因进行了综述性的探讨。
    纵观这次会议，丝绸之路文化是主干，是统领此次会议的灵魂。无论是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乃至其他，都是在丝绸之路文化研究这条主线的统领下进行的，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吐鲁番、于阗、龟兹等等，就犹如颗颗玛瑙镶缀在丝路之上，而他们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无疑是丝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的贸易之路，是东西方科学技术及文化、宗教得以交流传播的必经之路，丝绸之路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推动了东西方全方位、多层次的接触、碰撞、激荡、交流与融合，对彼此的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由丝绸之路而发生的文化交流，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时常超出人们的预想，所以我们要拓宽视野，整合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艺术学等方面的力量，将丝绸之路研究做好做透，这无疑将推动中国学术乃至世界学术的新发展。 

                                                                                                                                            （刘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