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石窟”中的“陇南”有不同的含义和理解，有笼统地指“陇山以东”、甘肃南部大范围的，有指今陇南市、天水市的，有专指今陇南市的，有指今陇南市及天水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定西市各一部分的。陈启生先生在《陇南地方史概论》中谈及“陇南”的地理范围时说：“陇南，一般是指陇山以南的甘肃南部地区，包括今天水、陇南两市、地。根据历史上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我们所指的陇南是狭义的，仅指今陇南市九县（区）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舟曲二县及定西市岷县。宋以前，还包括陕西凤县、略阳二县，即今长江流域的白龙江、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甘肃地区和陕南西北角。”多数相关学者所理解的“陇南石窟”指今“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如，董玉祥先生所著《梵宫艺苑——甘肃石窟寺》中提到陇南“西和的法镜寺、八峰崖”石窟，而该书中“陇南石窟，神姿华茂”一目中讲的“陇南石窟”是“麦积山石窟”“拉梢寺石窟”“大象（像）山石窟”等，而这些正是天水市所辖范围内的石窟；张弓先生在其所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中的“陇南石窟”一目下讲的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武山石窟群”；胡同庆、安忠义先生所著《佛教艺术》把天水石窟和陇南石窟联系为一个整体，统称为“陇南石窟群”，书中说：“陇南石窟群，即以今甘肃省南部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为主体，包括麦积山附近的仙人崖石窟、甘谷的大像山石窟和华盖寺石窟、武山的木梯寺石窟、水帘洞石窟和禅殿寺石窟、西和的法镜寺石窟和八峰崖石窟等。”显然，这些著作都是把“天水石窟群”或“麦积山石窟”等当作“陇南石窟”。这些记载、述论或界定错了吗？没有。实际上，这种划分或界定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整个陇东南石窟群中，无论从石窟（龛）、塑（雕）像、壁画数量之多，窟龛开凿、塑绘创作时间之早，艺术水平之高，在国内外影响之大等方面而言，今陇南市境内的石窟都很难与“天水麦积山石窟群”“天水石窟群”或“武山石窟群”相比，甚至不能与“甘谷大像山石窟”或“甘谷石窟群”相比。本书所谓“陇南石窟”之“陇南”主要指今行政区划意义上之陇南市，包括武都区、西和县、成县、徽县、礼县、宕昌县、康县、文县、两当县，故所谓“陇南石窟”即主要指此八县一区境内之石窟（寺、观）。

法镜寺石窟第13-21窟

      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理坐标在东经104°1′—106°35′，北纬32°38′—34°31′之间，处于秦巴山地西部与青藏高原东侧边缘交汇地带，中国大陆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北高而东南低，一般海拔为1800—3500米。雨多河密，主要河流有嘉陵江及其支流西汉水（犀牛江）、白龙江、白水江等，是甘肃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依次从河谷亚热带湿润气候，经暖温带湿润气候、温带半湿润气候，逐渐过渡到高寒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8.4℃—14.9℃，年平均降水量450—800毫米。自然灾害如暴雨、冰雹、泥石流等较多。东部与陕西秦岭和汉中盆地连接，南部向四川盆地过渡，西部向青藏高原北侧边缘过渡，北部向陇中黄土高原过渡。东连陕西，南接四川，西邻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北依甘肃定西市和天水市。高山丘陵、河谷盆地纵横交错，地域差异明显。东部为浅中切割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包括徽成盆地的成县、徽县、两当县三县全境；南部为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区，系南秦岭西延部分和岷山山系东延部分相互交错地带，包括康县、武都（区）、文县三县（区）全境；北部为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包括宕昌县、礼县、西和县三县全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有汉族、回族、藏族等21个民族。面积27923平方千米。截至2020年，常住人口约有241万人。扼甘、陕、川三省要冲，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被人们誉为“陇上江南”。

八峰崖石窟外景

麦积山石窟第78龛 正壁坐佛（部分） 北魏

      按照宿白先生的观点，“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中国的石窟寺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地区”；笔者以为，虽然今陇南市属于长江流域，但由于其境内石窟寺距麦积山等处石窟较近，而距四川、重庆诸石窟相对较远，且陇南市境内历史上佛教的传播、石窟寺的凿建、石窟寺的风格等方面更接近麦积山及其以西、以东、以北诸石窟寺，或陇南石窟更多地受到西域、中原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佛教、石窟艺术等的影响，故应将陇南诸石窟划入“中原北方地区”石窟范围，具体来说，划入中原北方地区中的“陇东区”较恰当。不过，一定要和今天所谓“陇东石窟”区别开来。

麦积山石窟第76窟 内景 北魏

      陇南地区是文化、佛教及佛教艺术（石窟寺）自中原北方向四川及西南地区传播的中间地带。陇南各石窟寺均受到中原北方石窟寺（含麦积山石窟寺）的影响。按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传播过程，应该是佛教主要沿陆上丝绸之路传播，由古印度传至中亚、新疆，再由中亚、新疆传至中原北方，同时向南方传播。汤用彤先生指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杜继文先生断言，佛教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荣新江先生也认为，“佛教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汉代中国的说法最为合理”。在由中亚、新疆传至中原北方的过程中，又由西北、中原、关中和天水一带传至四川和西南。而在地理位置上，陇南正好位于关中、天水与四川之间，所以，陇南的佛教、石窟寺必定是受了关中、天水及四川两个方向佛教、石窟寺的影响，而且成为两地之间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中介；所以，陇南石窟寺兼具两地佛教艺术风格。当然，西南地区的佛教及佛教艺术也会影响到关中、天水、陇南地区，但这种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得多。佛教传入西南地区是很早的，大概在东汉、三国时期就已经传入四川，但西南地区佛教及佛教艺术的发展比中原北方地区相对滞后。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原北方地区对西南地区在佛教及佛教艺术方面的影响相对于西南地区对中原北方地区的影响占有绝对优势；而这种相互影响是部分通过陇南佛教及其石窟艺术实现的。

佛孔石窟外景

      佛教传入今陇南市境内，不仅在甘肃省内，而且在国内都算是比较早的。据《陇右金石录》“凤凰山摩崖”条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曰：“大云寺碑在凤凰山上，去成州七里，创始莫考。殿后崖上有刻字云‘汉永平十二年’，又修经阁崖上刻云‘梁大同九年’。”然今已寺毁碑亡，无处可考。笔者根据此条记载初步判定，东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今陇南市境内。《甘肃省志·宗教志》亦谓：“在东汉明帝时，成县已经有佛寺。”既然已经有佛寺，安能没有佛教？这等于说东汉明帝时成县已经有佛教。

      北魏时期是陇南石窟开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正如董玉祥先生所说：“随着北魏佛教的兴盛与发展，开窟造像之风盛行。文成帝拓跋濬于和平初（460）命沙门统昙曜在平城以西的武州塞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年间开凿了洛阳的龙门石窟。于是北方各地兴起建石窟寺的高潮，对石窟艺术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黑虎桥石龛（从崖壁下观看可见2尊佛像）

      陇南石窟按朝代来划分，可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始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主要是法镜寺石窟、大云寺石窟、八峰崖石窟、竹林寺石窟，始凿于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的石窟主要是佛爷崖石窟、水帘洞石窟、仙人崖石窟、五仙洞石窟、罗汉洞石窟，始凿于元明清时期的石窟主要是金莲洞石窟、佛孔石窟、黑虎桥石龛、朝阳洞石窟、真空寺石窟、广佛寺石窟、西姑庵石龛、千佛洞石窟、土峰沟石窟。

      陇南石窟按地区来划分，分属于西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和白龙江流域。西汉水流域的石窟寺主要是法镜寺、八峰崖、黑虎桥，嘉陵江流域的石窟寺主要是佛孔、大云寺、仙人崖、龙洞、五仙洞、泥功山、金莲洞、甸山（达摩洞、菩萨洞）、广佛寺、竹林寺、真空寺、佛爷崖、罗汉洞、西姑庵、千佛洞、土峰沟，白龙江流域的石窟寺主要是水帘洞、朝阳洞。

成县大云寺石窟远景

      陇南石窟按不同的宗教派别或学术门类划分，可分为以佛教、道教或儒教等为主要内涵（或唯一内涵）的石窟寺，或者以佛教、道教为主要内涵的石窟寺，或者为儒、释、道三教合一或三教并存的石窟寺。陇南石窟寺中，依现存情况分析，法镜寺、佛爷崖、竹林寺、甸山（达摩洞、菩萨洞）等完全是佛教石窟寺，其他石窟多是释、道合一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窟寺。八峰崖、大云寺、五仙洞、真空寺、罗汉洞等是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石窟寺，张果老洞、金莲洞、仙人崖、千佛洞等是以道教为主要内容的石窟寺，佛孔、龙洞、泥功山、广佛寺、水帘洞、朝阳洞、西姑庵、土峰沟等是佛教和道教内容大体相当的石窟寺。从陇南石窟的总体情况看，佛教内容多于道教内容；从佛教自身内容看，汉传佛教占绝对优势，藏传佛教较少。

成县金莲洞石窟外景

金莲洞石窟《感应金莲洞记》碑阳篆额

      陇南石窟寺除了主要反映汉民族文化以外，还与氐、羌、鲜卑、吐蕃（藏）、金（女真）、蒙古族、满族等民族有一定关系，这方面具有相当的研究空间。这些民族都曾统治或占据过陇南，或曾在陇南立足，或曾过境陇南，都直接或间接地留下了他们关于佛教、道教等宗教以及石窟寺的印记。有些印记很明显，比如在法镜寺石窟、八峰崖石窟、金莲洞石窟等，这些印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